六月二十四是什么星座-四月初七五月二十四日是什么星座( 二 ) _生活百科

日记显示了古人对印章的关注，承载了它们研究印章的心得。在公开的印谱和笔记材料中，可见古人对印章的注意。在私家日记中，一些较为主观的对印章的看法，保存更多。如贺葆真（1878-1949）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六日记载阅读张穆（1805-1849）所编《阎潜邱年谱》，此书为其祖父购自河间，“首页有潜丘居士印”，贺葆真即据此推断“此必张石斋得其图章，因印于每册之上” 。
日记记载印事涉及印章的篆刻、印章的购藏、用印的规则、经眼印章的概况等。这些与官印、私印有关的信息可以增补印章研究的材料，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印章研究探索新的方法。例如，徐兆玮（1867-1940）日记就记载大量印章真伪、刻印等事宜。有的材料涉及较为罕见的印章，如恽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记载：“农会例会，启用京兆尹颁发京兆省农会图章（文曰‘京兆省农会之章’）。 ”许多官员在日常生活，也不忘叮嘱下人携带图章，这是他们日常交际不可或缺的工具。如严修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七日日记，要求下人慎重对待他人请托书写对联，并提醒他们携带图章，表明严修对赠送对联有自己的定例，这种定例不仅体现在赠送对联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对联是否钤印印章上。印章也因此成为人际关系亲密疏远的分界线。
日记记载的私人评语，有助于全面认识一些历史上刻印名家。对赵之谦（1829-1884）的刻印成就，今人称许居多，而王闿运（1833-1916）同治十年（1871）七月十一日临行时，赵之谦赠印，但王闿运却在日记中：“?叔赠余名印，同人以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 ”同治年间赵之谦治印名声甚大，但在一众公共评价之外，王闿运私下却认为赵之谦刀法不在行，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
日记对研究人物生平印章事迹也有诸多帮助。如吴大澂（1835-1902）《愙斋日记》揭示仅咸丰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就为郁子梅镌“玉湖钓徒”“阿楞”“梅花似我”等印章五方，又为吴云、金方舆、金润方、周存伯、钮叔裳、潘椒坡、陈新甫等人治印近二十方，白谦慎在《吴大澂和篆刻》一文中即据此推断吴大澂很早即从事篆刻艺术，风格上既宗汉，亦有学习元人细朱文者。又如学者陈言利用周作人（1885-1967）日记中钤印，推测周作人最早的书斋或许叫“光霁书屋”，并梳理张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苦茶庵”等印章的时间（陈言《印章和书法里的周作人书斋》）。而一些失落的印事也可凭借日记材料钩沉出来，如李军利用潘钟瑞《香禅日记》补正吴昌硕早期印谱的编订曾获潘钟瑞（1822-1890）帮助。（李军《吴昌硕早年在苏州事迹补考——以潘钟瑞<香禅日记>稿本为主》）。
综上所述，日记的神奇之处在于，关于印章的各种研究，所需的诸种材料，几乎都能从中找到。印章就其最为本质的属性而言，既是典章制度的产物，也可以是说是雕刻的工艺品。由于所使用材质的坚固性，印章往往具有考古学的价值，人们可以据以推断雕刻的年月，流传的经过。同样，也可以就其艺术价值发表各种各样的评判。印章毕竟是手工艺品，所蕴藏的文字，是以不同刀法刻出，所以的表面和纹理都构成一种艺术和审美。这方面的研究当然也让人陶醉。关于它所使用的材料，生产、制作过程也同样备受人们关注。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印章背后的人，无论是印人还是印章的流通者、使用者，都展示印章何以被使用，价值何在。印章的接触者身份各异，社会地位不等，男人和女人，官员和民众，文人和匠人，商人和其他手工业者，每个人接触到的印章都不一样，许多人也不只拥有一方印章，即便一方相同的印章，不同的人也接触到印章的不同方面。如上所示关于印章的各种可能研究方向中，与人有关的印章研究无疑是日记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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