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派、边塞诗派、豪放诗派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吗？ _知识百科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廊中，文学体裁丰富多样，流派异彩纷呈，新见迭出，诗派中有建安诗派、元白诗派、田园诗派、韩孟诗派、婉约派和豪放派，文论中有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等，词论中有云间、阳羡、浙西、常州等诸多派别。表面看来，他们各立门户，互相攻讦，特别是在“诗言志”和“诗缘情”方面争论不已，但实际上，他们相互渗透，相互吸收，都在包容前人识见的基础上，不断细分躬耕某一领域，或再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因而明显具有总结性和集大成者的色彩。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怀着乐观旷达的心绪，极力抒发理想抱负，对唐代的边塞诗派和豪放诗派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凸显出一脉相承的特点。本文将从这三大诗派的创作背景、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三个方面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
创作背景比较：饱受时代灾难，却始终怀着政治热情，渴望建功立业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是以“三曹”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生活在东汉末年，饱受战乱离别之苦，同时也激起文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雄心抱负，曹操以“挟天子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高扬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同时，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曹植、曹丕、陈琳等人也具有卓荤不凡的气质，并在诗中高扬“立德垂功名”、“甘心除国疾”的人生理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时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段记录进一步验证了，建安时期的文人多喜欢以慷慨激昂的笔法抒发不平之气，实在是因为文人久经战乱，风气败坏，百姓仇怨，作者才会感慨深远，下笔沉重。而边塞诗派以高适、王昌龄为代表的文人生于北方，均有阳刚气质，他们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氛围中也热衷于人世间的功名利禄，入仕之后的境遇却与所追求的理想反差极大，其作品中也颇多建功立业的感慨，如王昌龄在《出塞》中写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身怀雄心抱负，有着李白一样的狂傲自信，得罪了许多大臣，所以屡遭贬谪，他的诗歌有“绪密思清”的特点，而这首诗也营造出大气磅礴之感，不仅沉思了历史，也隐含着对现实人的讽刺，饱含着深厚的历史纵深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人，也遭遇北宋末年的战乱和政治理想的破灭，在他的诗词中也蕴含了激烈的政治热情，被评价为“大声鞺鞳，小声铿锵，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豪放派也将自身的情感与遭遇结合起来，抒发了对现实的不满与仕途的坎坷。
无论是建安诗派的慷慨激昂，还是边塞诗派的粗狂豪迈，亦或是豪放诗派的刚柔并济，均是诗人在面临报国无门时，依然怀着崇高的政治热情，愿意投身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情感，这种愁绪氤氲在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背景。
创作风格比较：粗狂的语言风格中，怀揣着浓郁的悲剧色彩魏晋时期的建安诗派虽遭遇了坎坷的政治路程，他们的诗歌中常怀着人生苦短的哀叹、求仙求药的苦闷，形成了一种悲凉的艺术气息，成为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人的寿命多短暂，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陈琳等皆死于疫病，面临如此人生变革，诗歌的题材也多转向自然的兴衰、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难卜，如阮瑀在《七哀诗》中写道：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
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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