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东击西最佳生肖,羊的寿命1967( 六 )


从符璋日记记载来看, 京中电报传递的信息十分简要, 且具有固定模板, 泯灭现场的痕迹, 也消泯口耳传播带来的各类附加信息 。 根据各方日记记载来看, 电报消息最早在衙门官署传播, 拥有电报的地方消息往往更为灵通 。 从南通抵达上海的张謇(1853-1926), 在案发当晚就获得消息 。 张謇日记八月二十六日记载:
夜十时后楚卿来告, 五大臣临发都门, 炸药忽发, 泽公、绍商丞微伤, 送行者毙二人, 伤十数人 。 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 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 。 拟与陶斋电, 问安否, 并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 。 稿交楚卿 。
本日沪上各载, 二十六日新派出洋五大臣泽公、端方、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 由京启程, 甫登汽车, 为人所狙害, 以炸药轰之, 惟泽、绍受微伤, 而随员、家丁及送行之高官死者六七人, 伍侍郎亦受重伤云云 。 奇矣!此近世所谓暗杀主义, 岂以诸公欲更新国政为不然, 而欲肆其毒耶?诸人遂改行期于翼日焉 。
李超琼的日记表明, 在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二天, 上海的报纸已纷纷刊载这一消息 。 与朝中大员不同, 李超琼以充满情绪性的话语对此事作出评价, 先是认为此事“奇矣”, 接着以反问语气抨击“暗杀主义”, 怒斥革命党人的暗杀行为为肆虐毒害 。
和朱峙三一样, 通过报刊了解到爆炸案消息的还有皮锡瑞 。 身在长沙的皮锡瑞八月三十日日记记载, “迪鲁来拜, ……闻廷议官制当改, 服制未闻, 大学堂办法亦未尽善, 午帅廿六出京 。 旋见报, 云载泽、绍英廿六上火车, 将开, 忽闻轰振, 炸药猝发, 二人皆受微伤, 车中炸死一人, 似即放炸弹者 。 奉旨严办, 不知此辈是何举动 。 ”熊寿鹏(迪鲁)告诉皮锡瑞朝政新闻并端方出洋时间, 可见皮锡瑞的消息有来自朋友传递者 。 然而消息灵通的熊寿鹏并不知道出洋五大臣被炸一事, 通过报纸, 皮锡瑞则迅速捕获这一消息, 这表明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模式在迅捷程度上已不及报刊了 。
皮锡瑞像, 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李辅燿《怀怀庐日记》记载爆炸案消息
在更为偏远的甘肃、广西等地, 爆炸案消息传达到的日期更为滞后 。 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1849-1917), 在九月初三日方才获得消息 。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九月初三日日记记载, “阅邸抄, 京师正阳门外火车开行, 炸弹猝发, 车内毙一人, 车外毙三人, 泽公及外务部侍郎绍英均受微伤 。 非常之变也 。 ”叶昌炽通过最为传统的邸抄途径获得消息, 然而邸抄传播以来邮传系统, 至于兰州, 距离案发已过去一周了 。
叶昌炽像, 选自《清代学者像传》
而在西南边陲的广西, 时任边防督办的郑孝胥(1860-1938)迟至九月初十日, 才知悉爆炸案 。 日记写道:
阅上海报, 至廿八日 。 出洋各大臣廿六日上火车时, 有掷炸弹者, 泽公、绍英皆受微伤, 遂未行 。
由于电报的影响, 一些远在海外的外交人员甚至比国内许多人更早知晓此事 。 以记载出使日记闻名的张德彝(1847-1918)其时正在伦敦, 所著《八述奇》八月廿九日日记云:
酉初外务部来电, 云考察大臣廿六上车尚未开行, 忽有炸弹轰震之事, 五大臣及随员均无恙, 泽公、绍右丞微有碰伤, 将息就痊, 仍即起程 。
从张德彝记载看, 当时外务部的消息已经不准确, 五大臣根本没有很快起程, 而是住院, 行程延宕许久 。 然而张德彝也许受到火车一词的提示, 当天的日记在这条信息之后, 接着记载英国某火车发现一个装有英镑和食物的篮子 。 令人莫名其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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