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东击西最佳生肖,羊的寿命1967( 三 )


五大臣的伤情如何, 根据戴鸿慈的记载, 总共有三人被炸死, 十几人受伤 。 其中随团成员萨荫图一家伤亡最大, 其内弟被杀死, 从弟也重伤 。 而伍廷芳(伍秩庸, 1842-1922)被炸弹震聋耳朵, 造成短暂性失聪 。
其他人伤势如何?戴鸿慈当然有关心, 他注意到载泽眼眉受伤, 注意到徐世昌受火灼伤 。 他也曾去法国医院看望绍英 。 但绍英受伤的具体情况如何?戴鸿慈的关心显然有其限度 。 毕竟, 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去观察世界, 戴鸿慈当然不例外 。 故而, 探寻绍英的伤势, 应回到绍英本身 。 且看《绍英日记》光绪十一年9月24日记载:“早赴前门东车站, 会同泽公、徐夫 。 甫登火车, 忽闻炸炮一声 。 当时跌倒, 随有家人扶出, 身受伤七八处, 惟左股较重, 即至法国医院调治 。 同去者为服部先生 。 医士欧宜穆、沙荷德调治甚效, 暂在医院调理 。 ”绍英的伤情于是比较清楚, 受伤七八处, 左大腿受伤较重 。 绍英前往法国医院治疗, 同行者居然有日本人服部宇之吉(1867-1939) 。 服部宇之吉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 以往研究不曾注意到服部宇之吉也参与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送行仪式 。 欧宜穆为法国驻华大使馆医官, 也在医院兼职工作 。
绍英所受伤害看来的确不重, 第二天他仍在记日记 。 云:“会衔具奏车站匪徒施放炸弹事, 蒙恩派太监至家看视, 并赏食物 。 天恩高厚, 感激莫名 。 ”不过此后住院中, 绍英的日记就中断了 。 也许是病情并不容许他记日记吧 。 直至九月初五日, 绍英才恢复日记记载, 云“由左股起出炸弹之钢子一枚 。 幸西医施治得法, 虽疼痛, 尚能忍耐” 。 这时, 我们才知道绍英当日被炸, 曾有炸弹碎片射入左腿, 所以伤情较为严重 。 经过西医有效调治, 九月六日, 绍英“由医院归家” 。 至此已绍英的伤情已基本痊愈 。
二、送行随员日记的旁观视角
《王振声日记》日记的价值还不止于此, 它还揭示相同的时间在不同人那里记载的“不对等现象” 。 如, 爆炸案发生后第二天(9月25日), 王振声称前往医院看望绍英 。 日记云:“是日晴, ……晚赴万福居许席卿之约, 顺道先至法国医院看绍越千, 伤痕不甚重, 少座即出城 。 ”然而对绍英而言, 王振声这样的“下僚”委实记无可记 。 故绍英日记仅仅记载皇上令太监前来探视, 未及他人 。 两相比较, 大概一则可见绍英膜拜皇恩的忠诚度, 一则可见在高位者往往忽视低位者 。 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怀念诗文的“不对等现象”已经揭示朋友间友谊的不相称, 何况王氏与绍英仅是官场同僚, 并无深交 。
近代国学大师唐文治也是爆炸现场的目击人 。 多年以后唐文治在《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记载, 不烦笔墨记叙此事:
八月初, 奉旨派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绍英五大臣, 赴各国考察宪政 。 启行之日, 余偕商部同人赴正阳门外车站送行 。 五大臣甫登车, 余等正在车外接谈, 忽轰然一声, 车中炸弹爆裂 。 幸余所立之处, 距车一丈许, 并未受伤 。 当即至车站客厅内, 饬人详细查问, 始知有革党某(后询知为安徽吴姓)施放炸弹, 其人已死车中 。 绍大臣受伤颇重, 随员中有萨君霁谦名荫图受弹子伤数处, 载大臣之侍卫炸去一臂, 幸未死, 均送中医院 。 送行者伍君秩庸在车旁, 震倒于地, 两耳皆聋, 亦入医院 。 载大臣等暂归, 越数日始行 。
三、爆炸案消息的传播
出洋五大臣遇袭事件发生后, 消息在北京城迅速传播开来 。 爆炸案当天巳刻(九点至十一点, 刘鹗对具体时间的记载恐不确), 正在家中检点字画的刘鹗, 忽有琉璃厂著名书画店论古斋陈某来告, “火车头等突发炸弹” 。 刘鹗“急派人往询, 云炸弹发于包房 。 泽公爷、端午帅俱伤面, 血淋然 。 闻死者三人, 伤者十余人 。 前日之地震殆为此欤?”可见爆炸案很快在京师街头巷尾传播开来, 不过刘鹗按照因果定律, 将这件事归因到前天京师所感应到的地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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