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东击西最佳生肖,羊的寿命1967( 八 ) _[db:关键词]

当下的炸弹案很快令唐烜想起去岁的变故，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已经令五大臣在回国之后自诡行踪，以保护自身安全。然而，京城里端方的宅邸仍遭到炸弹袭击。可见对一般官员而言，此事令他们戒心倍增。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远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对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关心，宋教仁日记没有与爆炸案有关的直接记载。仅仅在1906年1月21日日记中云“笃生、王慕陶来。笃生自北京来，充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随员者也。（是日清出洋大臣戴、泽等抵京），谈良久出。 ”杨毓麟（字笃生， 1872-1911）的到来，给宋教仁带来不少信息。然而或许出于保密的缘故，宋教仁并未提及他们的谈话是否涉及去年那场爆炸案。
不管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并不关心这件事的也大有人在。爆炸案发生那天，远在两千里外的王闿运（1833-1916），刚从湘潭抵达长沙家中，由于人口太多，他不禁在日记中自嘲， “新闻纸无新闻，斗室顿增十余人，喧哗拥挤，陈婿乃从李生同寓旅客寓，亦一新闻也” 。王闿运并不知道北京城在这天发生了大新闻，还嘲笑报纸没有新闻可读。只在八月廿八日，他的学生李某前来“言外夷皆欲效专制，而端方乃方议立宪，今之愚也” 。王闿运并不赞同立宪，对此事也就十分冷漠。此后数十天，王闿运带着家眷和门生，乘船浩浩荡荡沿江北山，九月八日游玩君山岛，此后他北游至陕西，十二月方才回湖南，并无一语提及爆炸案。
在江南活动的中下层读书人吉城（1867-1928）正在江苏东台创办新式学堂，其《遐年砚簃日记》完整记载光绪三十一年间事，却丝毫不见爆炸案的踪影。在广西帮办军务的孟森（1869-1938），日记也不载此事。在西藏驻藏办事大臣有泰（1844-1910），日记也无一语道及爆炸案。看来并不是那么多人那么关心时事。当然，也不排除这些人虽然知道这件事，但限于日记体例或其他原因，他们并不把爆炸案写进日记。不管怎样，从日记这种特殊题材对爆炸案的记载情况来看，似乎可以清楚区分哪些人对时事新闻特别关心，由此也可以推测这一时期有关革命和立宪的冲突究竟左右了多少人的思想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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