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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7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南宁日报》头版公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的手机号码。包括徐海荣在内，此次共公布了南宁市长廖立勇、市纪委书记缪佃江和市辖各区（县）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等46人的联系方式。
【手机号查找机主资料空号手机号码大全】一同公布的，还有一份名为《关于公开南宁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电话号码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服务企业“直通车”的通知》，发布时间是1月30日——正好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这不是徐海荣第一次公开手机号码。 2020年8月，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就公开过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他同时公布手机号码的，还有时任乌鲁木齐市长和17位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
徐海荣也不是第一个公开电话号码的地方主官。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信息公开方式，公布电话号码的做法，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这一做法一出现就带来了争议：是否侵犯官员隐私？是否是“人治”？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则看来，和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相比，官员公开电话号码展现的态度更加重要。
73岁的孟光安是较早公开手机号码的官员之一：24年前， 1998年3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公布了29名领导干部的电话，就包括时任青神县委书记孟光安。
调离青神县后，孟光安相继担任过眉山市副市长、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为眉山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但他一直用着24年前公开的手机号码。
“转观念就是‘解放思想’， ‘兴交通’是指当时全县的乡道、村道都在修水泥路， ‘建城市’是要对县城旧城进行改造。 ”孟光安解释，这“三件大事”需要群众参与和支持才能做好，公开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成了直接了解群众意见的手段， “当时我提了一个很明确的口号：‘谁不公开，我就公开谁’ 。干部不公开电话号码，或者接到电话但是隐瞒、不解决问题，对这些干部就要进行处理。 ”
为了确保执行效果，孟光安要求，干部们要用笔记本把接到电话的内容和事情的处理进程都记录下来，纪委每个月检查一次， “当时我们要求，你（干部）接到电话后，第二天就应该去核实（相关情况），能够处理就尽快处理。 ”
在孟光安的印象里，群众打过来的电话，确实也跟改革中的修路、旧城改造等相关。
如眉山一样，大部分地区公开官员手机号码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2011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和山西省纪委在《山西日报》公布该省260名市、县(区)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作为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之一。山西省委组织部称，此举是为了全程监督换届期间的干部选拔。
安徽东至县政府官网于2020年5月8日公布了县委书记、县长等12名县领导的电话，目的为深入推动“改作风、强本领、提效能”大讨论活动。
官员公开手机号码的常见理由和营商环境相关，部分地区甚至只向企业家公开。
2003年2月，时任江苏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主动向个私企业家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他向企业家们承诺“全天候开机”：“以后不管哪个部门服务不到位，吃拿卡要，打电话找我！”
最近公开官员手机号码的南宁，也是为了“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项目落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看来，近年来，营商环境成为城市竞争和发展非常重要的维度，和短期内无法突破的基础设施、产业、资本等“硬实力维度”相比，营商环境是更容易出彩的“软实力维度”：“比如通过一些数字政府的手段简化行政审批，包括公开官员电话号码在内的信息公开手段等，它很容易做出亮点。 ”而这些亮点，对企业而言，就是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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