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模活样打一生肖,生搬硬套打一生肖( 五 ) _[db:关键词]

通过这些视角，我重新考察了这批胡裔墓葬，得出了跟既有观点不同的一些看法，也试图对中古中国祆教徒的信仰与丧葬进行构建。这可集中见于拙著《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10月）的《导论》部分，此不赘言。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您的研究注重对器物、图像和文献等各类材料的综合分析，在一些个案研究实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您对章怀太子墓、阿史那忠墓等的再考察，将分析重点放在墓主、墓葬（或丧礼）的参与者身上，和过去以形制和出土品的分型分式、归纳总结研究有所不同，请您谈谈这些个案整体研究的心得和难点何在？
沈睿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墓葬形制、器物、图像或某个题材等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考古学在构建上述内容的分区、分期时，这是必经之路。但是，如果要进而研究整座墓葬，那便不难发现将上述元素单独剥离出来是有风险的。墓葬中的同一题材可以在不同载体上出现。比如，唐墓所见十二生肖的题材，既可以壁画的形式出现，也可以墓志或石椁线刻的形式出现，也可以陶俑、石俑的形式出现。同时，既可以出现在墓室中，也可以出现在墓园兆沟里。由此可见，墓葬中不同载体的随葬品之间是交融、互动的关系。这里面较为典型的情况是墓葬壁画与随葬品之间的互动。因此，对墓葬不宜对单个题材进行抽离式研究，而是要考察哪些元素是同一组合、其摆放位置如何？置于哪个系统之中，这个组合、系统在墓葬体系中充当何角色？其功能为何？进而以此研究“礼”与“俗” 。唐高宗上元二年十月十五日（675年11月18日）阿史那忠与已先行下葬多年的夫人定襄县主合葬时，便须重点处理“礼”与“俗”的关系。我通过对定襄县主与阿史那忠合葬墓的研究，有两个收获。第一，对这座墓葬、乃至所有夫妻合葬墓的准确命名原则有了辨正，即夫妻合葬墓应该是以政治身份高的一方来命名，而非清一色地以男性死者为名。后者是因男尊女卑的观念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重新考察中古中国的夫妻合葬墓，比如，通过墓葬中夫妻对坐图像尊卑位置的性别安排可判断该合墓葬以孰为尊。山西太原隋虞弘墓很可能便是这样的墓例，在其石椁（石堂）雕绘的夫妇对坐图像中，虞弘夫人便处于尊位。第二，对唐代夫妻合葬的礼仪与仪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它让我们得以勾勒出夫妻合葬时“以卑动尊”所必需的仪轨。
唐阿史那忠“商姓壬穴明堂祭坛石”拓片
隋虞弘石椁椁壁浮雕第五幅彩图
隋虞弘石椁椁壁浮雕第五幅摹本线图
跟其他断代考古一样，隋唐墓葬考古的基础研究是在分区、分期研究之上的等级制度研究，虽然它以阶段性变化的形式呈现出等级制度，但这是以对大多数情况的归纳，掩盖了制度的具体运行及过程。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多年来，考古学者一直在讲“透物见人” ，即考古学研究的是物质背后的人。要研究丧葬制度的具体运行，便需跟具体的人、事联系起来。把墓主及墓葬的营建者置于具体的政治生态中考量，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墓葬为何要修建成这样？近年来对唐代毁墓现象的研究便是典型的案例。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用生命体验去感受其中的“人”性，进而理解考古现象之所以“然” 。而只有丰富的心灵和内心世界，才有可能去感受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情感，进而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中古时期的墓葬因为有墓志，对墓主及其政治生平能有个大概了解。如果这座墓葬的建制与墓主身份有差互，而墓主又见载于文献典籍，这样就可以考虑是否选择它，结合墓主及营建者的政治生态，跟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相联系，进行同情之理解，理性之分析。我对唐章怀太子李贤墓葬建制的理解就是对此认识深化的过程。因其建制的特殊蕴含，李贤墓壁画的若干元素曾一度沉淀为李唐亲王墓葬壁画的底色。其结论或可商，于我却有完全不同的切身体验，也成为此后研究的一个基本视角。实际上，这也是研究制度的具体运行与形成过程。当然，其前提同样是必须对已有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成竹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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