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世磊 | 日本现代性的悖论——从西谷启治说起 _知识百科

日本哲学家西谷启治（1900—1990）曾评价其师西田几多郎（1870—1945）的禅佛学修养，称他是白隐禅师以后日本第一人。白隐禅师乃江户中期临济宗中兴之祖。西谷对西田的赞誉并非任意发挥，而是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禅学体验，带有明显的学问旨趣。和同时代京都学派其他哲学家如和辻哲郎（1889—1960）一样，西谷启治也是从对近代的不安中感受到空前的空虚，并在阅读文学作品中获得了短暂的慰藉，由此与禅佛学结缘，以东方禅佛学的视角审视西方的现代性，从而最终走向了宗教哲学的道路。
1900年，西谷启治生于能登宇出津一个吴服商人家中，这一年也是尼采逝世的年份。小学一年级，父亲将他带到东京。1916年进入早稻田中学。十五岁时，父亲患肺结核去世。西谷中学时代成绩优异，但在将要升学一高之际，得知自己患上与父亲同样的疾病，遂决定暂停升学，静养一年。夏目漱石、国木田独步、森鸥外、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是他对抗痛苦的解药。他还接触到很多英译的俄国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大文豪的文学著作；他也喜欢读莎士比亚、艾默生、华兹华斯等人的诗歌；德语世界则有尼采、歌德、舍勒的思想引导他苦苦思索。他将这种思索与人生烦闷的心情结合起来，加深了思考的时代印记，从而能够回应时代本身的存在论追问：
当时我因为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而苦恼不已。在我自身最根本的深处盘踞着难以名状的绝望。一切看起来都是虚假的、空虚的，内心之中吹拂着极度冷漠的风。处于此状况下的我在夏目漱石那里也听到了同样苦恼的声音，感受到同样神经的颤动。我学习到了，只有超脱世间才是克服苦恼和绝望的唯一道路。这时夏目漱石以其哲学的态度和禅的心境出现，引起了我对自然以及与自然相等同的事物的注意。
西谷启治熟读夏目漱石的小说。夏目漱石在日本的影响，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引起同时代及后时代人们的争相解读。京都学派的大桥良介从对夏目漱石《门》的解读中，发现了日本和西方近代自我生存境况的差异。
《门》的主人公宗助和阿米夫妇因犯道义之罪而众叛亲离，被社会抛弃，可以说是被迫过上了一种现代性自我的生活，就像日本被迫接受西方文化一样。虽说是被迫的，但终归是投身到了一种自我肯定的生存方式中，即使没有任何主体性自觉的依据。夫妇两人对于自我肯定的原理并没有抱持足够的确信，时常恐惧于自己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因而两人一面舔舐着爱情的甜蜜，一面又因甜蜜本身的道德破败而备受羞耻意识的折磨。就像有一扇门立于眼前，伸手打开便能成就一个现代性自我，却偏偏没有勇气抬起手臂，从而又坠入自我怀疑的深渊，转身敲开佛教的“门” 。
然而，佛教最终也未能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在祈求业的解脱的同时，有一个现代的自我意识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宗助参禅便同时包含有现代性和前现代性两种因素。现代的自我意识受到来自其根底之巨大虚无的威胁，而参禅之“门”则相接于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这个历史境位。不过，这里的自我并不是在与传统的对决中自觉去到自己的道路，而是一种仍被习惯和传统困扰着的受缚的自我。因而宗助想要通过的那扇门同时也是连接着前现代的“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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