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禅宗为代表的汉传佛教之所以能与藏传佛教交流乃至相融，当然有赖于彼此之间在教法理趣、修习手法上有高度的相似性与亲和性，但更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经典的翻译 。有了文本的翻译，对另一方经典之接触学习、理解阐释、比较讨论等才有了可能 。因此，继续推动汉藏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
作为印度大乘佛教中国化之产物的禅宗不但在汉传佛教内部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实际上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对藏传佛教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通过与后者的交流、互动，形成了禅密双运、汉藏圆融的诸多修习法门，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
吐蕃时期的汉藏交融

众所周知，吐蕃僧诤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对于该公案的历史真相，学术界众说纷纭 。尽管汉地禅宗的代表人物摩诃衍及其教法在藏传佛教后弘期被不断妖魔化，关于摩诃衍辩败的叙事传统逐步定格为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的主流认知，但随着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和吐蕃时期的判教文书《禅定目炬》等材料的研究不断深入禅宗经典，我们不难发现，禅宗实际上对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产生过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
首先，虽然作为吐蕃僧诤叙事主要来源的《巴协》为摩诃衍及其禅法定下了负面的基调，但其中的描写也侧面反映出摩诃衍的“顿门派”禅法在当时的吐蕃曾风靡一时，从学者甚众，以至于和“渐门派”共同构成了吐蕃佛教的两大阵营 。其次，从敦煌藏文文献来看，包括《二入四行论》《楞伽师资记》《七祖法宝记》《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诀》《顿悟大乘正理决》等许多早期禅宗典籍均被翻译成藏文并在藏传佛教内部广泛流通，而旧译密咒的著名上师努钦·桑杰益西所造《禅定目炬》中大量征引的藏译禅宗文本也可佐证这一事实 。与藏土后世对摩诃衍禅法的负面认识相反，努氏在该书中给予了摩诃衍禅法相当正面的评价，并将其地位置于“渐门派”之上，这显然是努氏接触并研习大量的藏译禅宗文本后才得出的相对客观而全面的结论 。与此同时，禅宗对藏传佛教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本的翻译与流通，其修习法门已与藏传密法产生交融 。例如，在一些敦煌藏文文本中，我们已明确看到，其中不但运用了摩诃衍一系禅法中的名相和譬喻，并且还将藏传旧译密咒大瑜伽（Mahāyoga）的核心修习“三等持”与北宗禅的“观心”禅法无间融合，甚至还将保唐派禅法的“三句义”稍加改动来指导大瑜伽的“无分别” 。这些文本或以禅宗教法来注疏大瑜伽修习仪轨，或以大瑜伽修习来配合禅法的次第，无论如何，其中禅密交融特征已非常明显 。

由上可知，文本的翻译为禅宗教法在藏土的传播及其与藏传佛教的交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随着藏传佛教“黑暗期”的到来，藏文禅宗文献的流通和传承逐渐停止，后弘期的学人已无法细致入微地了解汉土的禅法，《巴协》中异端化摩诃衍的一家之言成为藏土学人认识和评价汉土禅法的唯一来源，在一边倒的“反和尚”风气下，汉藏佛教的积极交流一度陷入停滞 。
西夏时期的汉藏交融

尽管如此，禅宗却在此后的岁月中与藏传佛教重逢于西夏 。从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汉文、西夏文佛教文献来看，汉传与藏传两系佛教都曾传入西夏，二者并行不悖甚至相互交融，此中，特别以禅宗与藏传旧译密咒的大圆满和新译密咒的大手印之交融最为突出 。就存世的西夏文文献来看，大圆满心部的“前译五续”“后译十三续”中的绝大部分连同心部祖师毗卢遮那的传记均被翻译成西夏文，冈波巴一系的达波噶举大手印文本也有不少西夏译本，同样被翻译成西夏文的还有汉土圭峰宗密的《禅源诸诠集都序》、洪州禅一系的文献等 。经由文本的翻译，汉藏两传佛教以西夏文为桥梁，再次相互融贯 。例如，在西夏文的《心地法门》中即引用《禅源序》以及藏密大圆满心部本续《遍作王续》以圆融九种不同根器的行人所作之顿渐修习 。此外，同时以汉文形式收录于《大乘要道密集》和以西夏文形式保留在黑水城文书中的大手印文本同样体现出禅密、汉藏圆融的特色，尽管这些文本并没有直接引用禅宗文献，但从其遣词造句来看，可以见到大量禅宗语汇 。它们的集、传、译者无疑具备扎实的禅宗基础，身为“桥梁”而跨越多语种的论师在编译、纂述这些文本时，可以无需重新生造名相而直接顺理成章地熟练调用自身储备的禅宗语料库来对译大手印法的藏文名相 。

以上关于本文的内容，仅作参考！温馨提示：如遇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如：疾病、健康、理财等），还请咨询专业人士给予相关指导!

• 中国传统图案纹样及寓意
• 中国十二个传统节日顺序一览表
• 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是？
• 一换季就烂脸怎么办？
• 中国结的种类有哪些
• 中国四大传统艺术
• 中国的男人平均寿命？！
• 中国十大传统文化是什么
• 中国人寿康宁终身保险赔付标准
• 中国和美国鞋码对照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