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除上述原因外，禅宗之所以能与大圆满、大手印在西夏彼此交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三者在教法特质上天然具备相互的亲和力，三者在“离诸作意”“现见自心本来面目”方面具有诸多高度相似的手法，它们的旨趣都在于导引行者直证言语道断、任运圆成的本觉境界 。因此，在西夏活动的藏传佛教上师在大圆满、大手印的翻译及义理阐释与发挥上借助禅宗的相关理念和表述模式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最终呈现的西夏文或汉文论书可谓禅味醇厚，文辞华美而法义晓畅 。

经典互译
数个世纪之后，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信息共享、文化交流有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平台，汉藏佛教交流的古风也随之继续绵延增盛 。近年来，藏文佛典的汉译工作已取得可观的成绩，而汉传佛教古籍的藏译也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2018年底，藏传佛教宁玛派学者翻译的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由云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坛经》的首次藏译 。该书出版后，迅速在藏区各教派的佛学院流通并引发强烈反响 。譬如，藏传佛教觉囊派佛学院的师生们一致认为，《坛经》中所讲的见地与觉囊派自宗所宣说的他空大中观见地不谋而合，而该书说理之精妙与通透让他们颇为赞叹 。通过对该藏译本的学习，不少学僧甚至萌生了学习汉语以便研习更多汉传佛教古籍的强烈愿望 。由此看来，《坛经》藏译本的完成、流通与讲授学习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新开端，它成功地为藏传佛教僧侣了解与学习汉传佛教打开了一扇难得的窗户，也为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汉藏两传佛教是印度大乘佛教在我国绽放的两朵绚丽的花朵，它们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汉藏两民族的交流往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两传佛教也随之而互通互融 。前文所讨论的案例远不能涵盖整个汉藏佛教交流史，笔者只是选取了禅宗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互动来呈现其冰山一角 。从以上讨论来看，以禅宗为代表的汉传佛教之所以能与藏传佛教交流乃至相融，当然有赖于彼此之间在教法理趣、修习手法上有高度的相似性与亲和性，但更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经典的翻译 。有了文本的翻译，对另一方经典之接触学习、理解阐释、比较讨论等才有了可能 。因此，在当今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汉藏佛教的互动融通理应打开新的局面，继续推动汉藏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意义 。
显然，这一翻译工作绝不应是单向的禅宗经典，而应是双向的互译 。具体而言，互译工作首先可从作为佛教之本的《大藏经》入手 。鉴于藏、汉文《大藏经》收录的经典各有缺失的现状，我们需基于目录的核查比较，逐步开展二者的互补性翻译，最终实现两系《大藏经》均成完璧的目标，为佛典之存续和相互参考提供良好的基础 。其次，应努力推动汉藏两传佛教之祖师所造论典的互译 。在继续开展藏传佛教各派其显密著述的汉译工作的同时，我们应该借由《坛经》藏译这个良好开端，进一步将汉土禅宗乃至华严、天台、净土、律宗等各宗先贤之著述陆续译为藏文 。在上述两项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互译成果的学习、比较研究与交流讨论，深化两传佛教的相互理解，促进彼此的交汇圆融 。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汉藏文化交流的角度，这都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意义 。毫无疑问，面对这样颇具挑战性的任务，相关专业人才的投入是以上构想得以落实的必要前提，从业者应熟练掌握梵藏汉等语言文字，且具备较高的佛学研究素养 。因此，高校等学术机构与佛教团体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致力于翻译与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共同完成这一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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