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文化现象——一种讨论的缘起与缘起( 三 ) _文化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新康德对文化的讨论区分了两条路径。对于新康德主义来说，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作为康德形式主义的典型表象，文化悲剧理论自然也有其宿命性。齐美尔把人的生命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生理生命和精神生命。后者继承了笛卡尔以来欧陆哲学中的人心观，将其视为理性的最高主题。但是，由于它受制于物质生命（身体），它只能借助人以外的物体来表现。人类作为文化主体，需要通过类比的方法将主观转化为客观。然而，这种行为的必然结果却是一场文化悲剧：精神生活以物品的方式产生文化，而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它们就与创造它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无法回顾性地理解这些创造物，相反，我们被它们形成的复杂的创造物网络所包围和迷失方向。人类发明的社会制度对个人自然状态的扭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甚至社会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个人文化的强制）。因此，齐美尔区分了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人们吸收客观文化的产物供自己理解和使用，是主观文化的过程。当文化本身以超出人类控制的方式发展时，它就是一个客观的文化过程。两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有解决办法。个体的阐释无法与对象不断发展的丰富意义相抗衡，最终个体只能在斗争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囿于孤独和自怜。客观文化处于可解释与不可解释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它已成为现代人孤独感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客观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同于精神生活的力量，崇高是毫无意义的。客观文化不仅摒弃了严肃，也摒弃了“人” 。齐美尔试图探讨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异化被马克斯·韦伯指出为它的现实表现：人们总是在社会理性化过程与个体情感需求之间的永恒斗争中，现代性是人的宿命。
到目前为止。不难理解，齐美尔引以为豪的弟子卢卡奇会如何讨论他的物化理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歪曲马克思的初衷。首先，虽然马克思和齐美尔都发现了现代性（在老马，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立和矛盾。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却表现出超然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被一些社会学家视为“历史进化论” 。换言之，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会有曲折，但总体来说，必然是一个向上的螺旋。这一判断的依据来自马克思对“主体劳动是人的本能”的积极认识。而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则没有对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做出这样的承诺，而是忠实于道义论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详细讨论了现代人之间关系的形式和演变，并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由此。悲观的结果。
应该说，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是对老师精神生活观念的回应和转化。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通过腐朽的生产关系将劳动者物化，而且批量创造资产阶级精神文化，获得物化意识的物质形式，完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客观文化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商品。这类似于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之所以说商品崇拜是一种“宗教” ，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异化的主体不能承认商品和商品诞生过程中所包含的人的因素。相反，将其视为一种难以理解和神秘的事物或过程，同时受制于异化主体，接受构成这些商品的规则网络所赋予的社会关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构成了一种宗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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