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汉学家内藤湖南？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更透彻吗？ _知识百科

日本文化泰斗汉学家内藤湖南不愧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因其对中国古代史的独创性论述而备受两国史学界瞩目。
内藤湖南学识渊博，汉学功底精湛，从中国上古史乃至民国史，都能融冶于一炉，不乏鸿篇巨论。周一良评价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
内藤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其一生治学，固以史学最为专精，著述丰盈；而旁及经学、佛学、考古学、甲骨学、金石学、文字学、敦煌学、目录学、政治学、蒙元史、满洲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艺术史、外交史等等领域。
其方面之广，精力之强，遑论日本，即我国近代学者中也有不少学者也不能望其项背。内藤湖南曾先后十次到中国，其交往的学者，皆为社会学者当代名流。
如刘鹗、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严复、郑孝胥、文廷式、汪康年、张元济、董康、夏曾佑、郭沫若等辈。
①1899年，内藤湖南在天津会见严复等人，相谈（笔谈）甚欢。内藤对严复推崇备至，赞其文字雄伟，是大家手笔；他“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在这个（戊戌）政变以后人们噤若寒蝉的时候，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
②相比之下，康有为意气太盛，所以事情（变法）没能成功（见内藤湖南《燕山楚水·禹域鸿爪记》，中华书局，2007年5月）。在学术上，内藤与“二堂”尤多切磋。
③辛亥年，罗振玉（雪堂）及王国维（观堂）举家东渡日本，内藤湖南与有助焉。罗振玉到日本后，致力于中国古籍之辑佚、整理，并刊行二百多种，所经眼者，或序或跋，都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据罗继祖《庭闻忆略》，1919年，罗振玉返国，行前仍于刊印古籍之事不能释怀，乃致信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谓匆匆归国，有唐钞古籍未及付梓，“此愿莫偿”；遂以京都寓所“永慕园”（罗氏在京都还另建“大云书库”，以作庋书之用）托付二人出售，内藤、狩野遵罗氏所托，“鬻其田宅，举所获捐于京都大学以充印书之资” 。
此即内藤、狩野二氏襄助辑录刊行之《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于此集卷首撰文显扬罗氏“高义亮节，卓越时俗，而稽古乐善之志，尤可敬重” 。
我国文化界史学界历来对内藤湖南赞誉有加。以致内藤湖南后来病殁，罗振玉悲痛莫名，称他为“伟大的内藤湖南先生”；并为内藤的《满洲写真帖》增订版作序，褒扬内藤才情超逸，迈逾同侪，其“抱经世之略，广学甑微，无艺不综，尤精于乙部。交游遍天下，嗜学问如饥渴，爱朋友如性命”（罗序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86页，中华书局。2004年7月）。
又，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成就非凡，与罗振玉一时瑜亮。罗氏于1914年撰《殷虚书契考释》，在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王氏受到启发，读《山海经》及《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告之罗振玉及内藤湖南。
罗氏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载于《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内藤湖南对甲骨文尝有研究，亦于1916年撰《王亥》一文，采王说“旁加考证” 。内藤湖南的学生神田喜一郎认为，“这篇论文可谓先生的得意之作，以独创性及对中国古典的造诣见长，深受学术界的好评。
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得难想像能够完成《王亥》那样的学术论文”（《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对内藤发挥己说，王国维引为知音，遂于1917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亦有创进。于此可见内藤湖南的学问非同一般，连王国维也“感其所言”而补之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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