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史记》能流传下来？ _史记

【为什么《史记》能流传下来？】诚邀，谢谢。
我认为能流传下来原因有三：
第一，应该感谢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以帝王专制为核心的等级制度。这种专制实质上也是赤裸裸的“一人治”，使统治者完全凭主观情绪来决定仕人的升迁罢黜，那么在这种率性而为的用人体制下，汉武帝拥有无上的权威。
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史记》，就取来写景帝和写自己的两部本纪，结果没有看到期望的歌功颂德，勃然大怒，删去了这两部本纪，后来这两部本纪就只有目录没有内容。但汉武帝并没有下令毁掉这部他认为“诽谤”的书，他为什么不加以干涉呢？要知道，同样英名一世的唐太宗就干涉过国家史官，不让其记录影响自己形象的事。但汉武帝偏偏容下了这个“谤史”，其度量之大，也是其他的皇帝所不及的。
汉武帝崇尚武功，八方远征，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在乎史官的言论。也可能汉武帝自知与其阻止，还不如放开，让其流传。他汉武帝坦坦荡荡，有什么是非功过，任凭后人说去吧！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推测，但是，汉武帝只须一把火，就能让它灰飞烟灭，让《史记》胎死腹中。甚至象秦始皇一样，“焚书坑儒”，要了太史公的小命。他毕竟没这么做，正说明了他的伟大。也正是汉武帝的大度，中华民族才多了一座思想的高峰，才有了“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传世。
在此多说一句，相比汉武帝，司马公倒显得气量狭小。东汉明帝诏问班固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于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汉明帝认为，司马迁讽刺时政过于激烈，违背了儒家“以礼节情”、“温柔敦厚”的诗教，虽然获得了个人的名声，却非忠臣义士。东汉的司徒王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虽然这些评判有些极端，但也可看出一些端倪。
司马迁自己曾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司马迁入狱受刑并非因为写《史记》，而是李陵之祸。司马迁出狱后发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二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他似乎没有对汉武帝的不满作什么修改。因在“李陵降敌”一事上思想观点的迥异把司马迁抛掷到了汉武帝立场的对立面，在他的笔下，没有了汉武帝的追逐匈奴的丰功伟绩，也没有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雄才大略，有的只是那个好大喜功、迷信方士的冷酷帝王。司马迁不仅揭露了汉武帝虚伪的人才政策，对其穷兵黩武之举更是大加批判，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汉武帝封禅求仙的迷信之举。虽然《史记》因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特点而不避“为尊者讳”，在此，我倒认为太史公有“挟私报复”的嫌疑了。
第二，得益于《史记》这部作品无可匹敌的伟大价值。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太史公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史记》是司马迁历经十三年，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史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史记》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史记》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了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没有跳出司马迁所创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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