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虽未经历蒙古平叛 ， 但却经历了漫长的三藩战争 。 不过曹寅心有余而力不足 ， 被圈在京城扈从康熙 ， 不能亲身参与作战杀敌 ， 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 ， 也就无所谓什么战功了 。
面对三藩战争 ， 他很羡慕那些建功立业的人 ， 希望有朝一日创立军功 ， 光宗耀祖 。 《宿卢沟题壁》说得最为直白：“十年马上儿 ， 门户生光辉 。 明朝挟弓矢 ， 应射白狼归 。 ”但有意思的是 ， 在说完豪言壮语之后 ， 往往一转身就去与文人僧侣交结唱和 ， 拍康熙的马屁 ， 沉湎诗酒 ， 然后不时做些闲适叫苦甚至愁怨的诗 。 因此“军旅诗”的比重要明显低于“闲怨诗” 。 这种反差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军功梦亦即亦离和内心深处的挣扎 。 他曾酒后赋诗：“人生贵自足 ， 所获良不诬 。 ”或许正是挣扎之后听天由命的选择吧 。
曹寅之所以说“贵自足” ， 就是因为在三藩战争中 ， 面对战事的不利乃至亲友的被杀 ， 实际上曾有多次的“不知足” ， 很想效仿先人 ， 杀敌建功 ， 万古留荣 。 曹家祖孙三代 ， 始终有一心结 ， 即改换“下贱包衣”的身份 。 曹氏作为满人家奴 ， 表面看似风光无限 ， 但实则在夹缝中生存 ， 生死荣辱全凭帝王的无常喜恶 ， 稍有不慎便会家破人亡 。 若能南下立功 ， 曹家从此扬眉吐气 ， 可借机脱籍出头 ， 走出包衣家奴的阴影 ， 洗刷身份耻辱 ， 建立相对稳定的家业 ， 实现“门户生光辉” 。
可是康熙始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 诚如郑天挺先生的分析 ， 包衣制度满足了满族权贵既想避免宦官干政之祸 ， 又想得宦官内务之实用的双重需要 。 作为包衣的曹寅 ， 文武兼备 ， 满汉皆熟 ， 性格忠顺 ， 可谓是服侍康熙、充当眼线的优秀人选 。 深谙帝王心术和康熙岂有轻放和不用之理？在这些情况下 ， 曹寅几乎没有南下作战立功的机会 ， 被康熙牢牢地拴住 ， 无法改变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 ， 只能继续扛着父辈身上的低贱标签 ， 被康熙反复利用 。 曹寅终其一生 ， 为康熙当牛做马 ， 劳绩甚多 ， 更因连续接办康熙南下花销 ， 以致败家 ， 但康熙直到其临死都未让他及子孙脱籍出头 。 这是曹寅的人生悲剧 ， 更是满洲权贵强加给他的悲剧 。
渐变的后代
中年的曹寅 ， 心态已老 ， 再也不愿涉足危险的军旅 ， 使曹家的军功风尚逐渐从主家转移到旁支脉 。 康熙三十五年 ， 曹寅二弟曹荃于康熙三十五年扈从康熙参战平叛噶尔丹之役 。 康熙三十六年春 ， 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 ， 其间曹寅曹荃之亲叔曹尔正也参与其中 。 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 ， 清军普遍缺水 ， 不少部队还常有缺粮的问题 ， 以致大批官军兵困马乏 ， 吃尽了苦头 。 康熙第二和第三次亲征的时间均选在了春季 ， 正处西北少雨干旱时期 ， 军中干渴可想而知 ， 且又因路途遥远 ， 大军粮饷接济困难 ， 以致不少部队人马饥疲 。 像曹荃曹尔正这类低级扈从 ， 挨饿口渴在所难免 。 而战时有不少人直接阵亡 ， 或因缺粮水、染病身亡 。 曹荃曹尔正见到死尸为正常事 ， 从死人堆里走出来是说得通的 。 这段特殊资历对曹荃争夺家权、继承家业有了更多的人脉和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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