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城市更新｜在倡导儿童友好的城市，为何处处是亲子商业空间( 二 ) 发展中国家|商业化|儿童|业态

在中国城市，亲子业态也体现出了国家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的转变。简而言之，儿童空间的商业化可以归因于城市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化改革，包括强调土地市场化开发和城市治理权力下放。通过改革，企业家型政府赋予了市场和资本权力以决定儿童空间的创新与儿童服务的供给。
教育改革、密集型育儿和亲子关系
尽管中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倡导素质教育，鼓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语数英等课业成绩作为“智”的代表，一向更被看重。 2019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提出“五育并举” 。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虽然提到了体育课程的考试内容会依据课程标准来制定，但这抵挡不住父母给孩子报体育课外班的热情。家长的这种热情与教育“双减”政策休戚相关。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学生的政策背景之下，政府对于学科类培训班的开班设置诸多限制，艺术和体育培训班的需求开始激增。
据商业地产类公众号显示，天津等城市的素质教育中心正在雄心勃勃地致力于“改变消费者家庭生活”和“激发以孩童需求为核心的全家型消费” 。这些综合体声称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体育、艺术和科技等素质教育培训。据称，中国现在有3000多个素质教育综合体。我们认为，素质教育很可能加剧了密集型育儿方式。父母是参与儿童商业空间生产的关键因素。
Katz（2008）发现，在发达国家，父母把他们的财力、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创造了一个以资本积累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儿童景观（a spectacle of childhood）。在社会经济背景较高的儿童身上可以看到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溢出（overabundance）。父母对孩子生活的参与助长了协作式育儿模式（Lareau ， 2011）。中产阶级家长尤其热衷于安排有组织的丰富活动，培养孩子的才能和技能。一项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密集型育儿已成为跨越社会阶层的理想育儿方式， 75%的父母支持协作式育儿模式（Ishizuka ， 2019）。
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儿童景观，以及协作式育儿的盛行。中国密集型育儿理念和行为与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转变有关。在长达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城市家庭出生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更紧密的亲子关系。父母和独生子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代际情感和经济支持（Fong ， 2004）。家庭规模的缩小也使得父母将他们的资源和期望投入到独生子女身上，从而加速了儿童的景观化。上海社科院的调查结果显示， 59.3%的未成年受访者声称自己擅长绘画，三分之一（37.2%）受访者擅长乐器（魏莉莉、裘晓兰， 2019），这从侧面反映了家长对于儿童的高投入。
很多课外兴趣班课都在商业亲子空间进行。亲子商业空间的打造遵循市场逻辑——目睹父母的焦虑，企业家策划了新型的面向儿童的零售、儿童娱乐和儿童课外活动，并鼓励父母为孩子付费。儿童空间的商业化可能会局限孩子的能动性。正如N商城经理Monica（化名）所言“小朋友是没有权利选择的，都是父母，而父母里面主要是妈妈做决定，而妈妈做决定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人家有什么我也要有，那句话非常重要。 ”此外，亲子业态的繁荣很可能会加剧阶级不平等：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有可能在商业化空间获得社会所需的技能和品味，而来自弱势社会群体的儿童可能被排除在面向儿童的购物中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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