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未来城市思辨|未来城市需要怎样的“自组织”?

在关于未来城市规划的讨论中 , 人们常能遇见“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一词 。 有研究总结称 , 城市规划中的自组织 , 包含自建(self-building)、自治(self-governance)和自协调(self-coordination)三种不同模式 , 它们都是社群内部 , 相对独立于外部干涉而引入一定秩序的空间性实践(spatial practice) 。 也有研究者从是否具有正式的决策机制 , 参与者来源的开放程度 , 主要动机和成果预期 , 在空间构想、生产、消费中所处的不同阶段等维度 , 对自组织作出进一步精细化的论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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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 , 上海弄堂里的一处公用厨房 。 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周平浪 图
作为一个术语 , “自组织”的概念 , 概括了城市中现实发生的群体行为 , 这些行为左右了建筑空间的营造和使用 , 并由此具有空间上的形态 。
而另一方面 , 还有一些称为“自组织”的方法 , 虽然同样以建筑空间的形态呈现 , 但其过程高度依赖计算机模拟 , 即在掌握地理形态特征的基础上 , 对人群行为的统计和建模 , 寻找到最小化某些代价、最大化某些效益的空间形态 。 这种方式和“算法建筑”等建筑设计前沿高度关联 。
以上两种“自组织”都声称 , 由自身得出的空间形态具有某种优势 。 而后一种“自组织” , 似乎是以空间形式为本位 , 寄望通过一些约束条件的限制 , 而获得较优的空间配置 。
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 , “自组织”这一术语 , 又进一步与“涌现”(“突现”)等概念相关联 , 指向始于上世纪中叶的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 。 因而 , 在谈论“自组织”的概念如何适用于对未来城市的构想之前 , 有必要首先回顾它的来源 。
自组织的“前世”
1947年 , 英国精神病学家、控制论的先驱者之一 , 罗斯·艾什比(W. Ross Ashby)发表了《自组织系统的原理》一文 , 首次提出自组织概念 。 他在文中主张 , 一个“严格意义上物理—化学的系统” , 也有可能通过“自身诱导”的内部重组 , 而在行为上发生改变 。
控制论专家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rster)注意到 , 随机扰动(“噪声”)对自组织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一种“噪声中产生秩序”的过程 , 系统由于受到扰动 , 而得以发生状态改变 , 转而寻求更强的稳定性 。 此后 , 法国生物物理学家亨利·阿特朗(Henri Atlan)也提出“复杂度来自噪声”的观点 。
数学家J.H.康威(John Horton Conway)发明的“生命游戏” , 为后世谈论自组织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范例 。 在由计算机模拟的网格(像素点)之中 , 每一个格子上的点 , 随着周围4或8个点的颜色有规律地改变 。 在不同的规则和初始状态下 , 可能出现连续“运动”的结构 , 由于它们往往沿直线“运动” , 也被称为“滑翔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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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 一群蝌蚪 。
“生命游戏”将微观上简单而严格的规则 , 与宏观上突然出现的图案或模式相联系 , 也将“自组织”同另一个相近但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 那就是“涌现” 。 “生命游戏”中的“滑翔机” , 并不是某种刻意为之的动画效果 , 而是简单规则产生了复杂效果 。
从艾什比的定义看 , “自组织”描绘的是整个系统具有的特征 , 而“涌现”则特指系统中的微观组成部分和宏观特性之间的关系 。 两种现象虽可同时发生 , 术语却不可互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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