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未来城市思辨｜未来城市需要怎样的“自组织”？( 二 ) 思辨|未来|组织|城市|概念|算法

举例来说，恒温器是一种自组织（自发导向某个恒定的温度，无需人为时时调整），但它并没从本身相对简单的结构中涌现出某种更加复杂的结构。另一方面，从随机产生的结果中，人们也能够获得某些特定的结构并赋予其意义，如约翰·凯奇的《更易之乐》（“Music of Changes”）。
涌现与自组织，空间或人
自组织与涌现的区分并非无关紧要。当人们不断援引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 ，而为引入“自组织”与“涌现”的概念作准备之时，似乎多少忽略了这一“复杂系统”的特殊之处：无论城市的设施——各式建筑、道路、管线，还是城市的主体——人，这些进一步细分的单位仍然是高度复杂的，相互的关联也同样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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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将要搬迁的金友里。
例如，就交通而言，人们的行为固然只是在道路上以各种方式通行，但每一种通行的方式，或起迄点的设定，既是某种“交通决策” ，也往往具有多于单纯运输的意义：求医路线争分夺秒，通勤路线希望可以负担而又不至过于漫长，而游览路线则希望轻松愉快。
在这一状况下，人们或许很难在现实场景中找到真正意义上“涌现”的空间形态。因为涌现侧重于从少数、简单、逻辑连贯规则中产生的复杂性。但人们有喜怒哀乐，有不可控制的意外情况，这些都让涌现在微观尺度上要求的规则特征无法成立。反过来说，渴求某种空间形态能够从一些预设的模型中涌现，寄希望于空间“自身”进行某种“组织” ，实质就是将个体的复杂状况削弱、扁平化为一种“要素”或“手段” 。此时，空间形态与其说满足某种关于人群的“统计规律” ，不如说它的建成只会从人群中筛选出符合这些“规律“的那部分人，它所允诺的效益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筛选而实现的。
与之相对的则是，在以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为特征的那种自组织模式中，虽然人们未必能达成最具效率的空间形式，却往往能够达成某种可接受的结果。实际上，论者既然将这种自组织确定为一种“空间性实践”的特征，就意味着它需要以人为出发点，从中产生的与其说是空间形式的秩序，不如说首先是社群的秩序，是磋商和协调各种实际产生的诉求，以寻找到空间上的解决方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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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金友里的居民们在自发营造的公共空间中进行最后一次聚餐。
当然，这并不是说运用算法模拟的方式来寻求空间形式，或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解决城市问题，就一定会毫无所得。关键在于，算法运行依托的“模型”需要数据，而且来自数据。而当人们日益注意到所谓“算法社会”中“技治”思维对城市治理的某种僭越之时， “数据”本身在有效性与合理性上的缺乏，却在围绕“算法”此起彼伏的批评中逃脱了。
如米歇尔·德·塞托指出的那样， “除了数据资料的采集条件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之外，数据本身不具有任何有效性与合理性” 。相比原应中立的“算法”概念（就其作为“解决方法的准确完整描述”的本意而言），算法操作的直接对象——数据模型，以及由这一模型所层层遮蔽的数据被采集、组织、整合的方式，归根结底，将所有这些值得进一步追问其有效性的技术，运用到实际问题求解之中的决策，才更值得人们不舍地予以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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