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剑恩仇录》随想：百无一用是书生 _书剑恩仇录

《书剑恩仇录》
金庸十四部小说中，《书剑恩仇录》最早。主角陈家洛也特殊：是书生。俗谚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陈家洛大约是金书中最招人讨厌的主角了。既不是造反的料，也不是搞政治的料。造反要的是李逵章进这类莽汉，斧头一举管他娘，砍过去便是；政治要的是刘邦朱元璋这类无赖，能屈能伸，既有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有诛杀功臣的狠毒。这些陈家洛完全不具备。他连张无忌也不如，张无忌起码能够急流勇退，为赵敏画眉去也；而换了杨过，说不定早不顾什么民族大义将喀丝丽抢出便走；即使是令狐冲，也可以不理会险恶庙堂，与心上人逍遥快活，无拘无束。
陈家洛的独门武功也小气得紧，远远不及聚贤庄中简简单单的太祖长拳。剑盾珠索，二者均是可攻可守，正如书生行事，凡事都预留退步，难有豁出去的时候。而百花错拳看起来离经叛道，实则招招均有前人窠臼。这似乎也印证了陈家洛的人品。他不是能够冲破世俗的勇者，更缺乏一往无前的勇气。是以剑盾珠索虽然看上去很酷，却敌不过一柄简单锋锐的凝碧剑；而百花错拳固然令人眼花缭乱，在对付功力深厚的铁胆庄主时落了下风。
【《书剑恩仇录》随想：百无一用是书生】陈的爱情也是书生式，同样是瞻前顾后。陈家洛是负心人，他负了霍青桐，也配不上她。陈家洛身上似曾相识的软弱、犹疑，流淌于千年中国式文人的血脉之中。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历史书上写得明白：始皇追查谤者，被索者争相攀诬师友以求减罪，遂坑四百儒士。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鲁迅说过，明亡后，隐士们得到崇敬，他们的子侄也不妨做清朝的官，而默默奋斗的战士却没人知道他。自清未以降，知识分子由于科举制度的取消，失去了通往上层的光明大道。文革中更是落到了与农民一起住“牛棚”的地位。但到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急剧窜红，从老九升到了不是老二也是老三。前些天回家拜山，一个种田的亲戚来吃饭，几杯老酒下肚，脸上黑里透出红光。问他干嘛这么兴奋，他说，能够跟你们文化人同台吃饭，多有面子的事情。老农夸起“文化人”来，当然也显得土。“文化人”自称自赞，就要高雅得多了，比如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士之无耻，国之大耻”之类。我读大学的时候很听了不少。这一类的书，也看了不少。后来想想也是理所当然。写书的都是文化人，难道他们会骂自己不成？
在柯云路笔下有一个八十年代青年改革家方平平的形象，我觉得是一个典型。这个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内心也是充满矛盾的。她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顾改革大局。她的父亲，省委书记方志远在评价她的论文时揭示了这种矛盾：“这篇看来坚定、激烈、观点鲜明的文章，隐藏着她在整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深刻矛盾。在自信的下面掩盖着的是自我怀疑和虚无主义的阴影。”方志远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说的是为人民，为真理，但实际上是为自己。
费孝通曾说：“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毛说：知识分子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后来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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