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圆桌｜新媒介时代，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了什么？( 二 ) 批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圆桌

当下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把握纷繁复杂的现实，又应当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难题性？具体到文学实践中，这关系到当下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的问题。
吴晓东教授借由《现实主义的变奏》提供的批评范式，讨论了“辩证批评”的可能性。他引用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观点，提出当我们身处的时代中，作品不再自带解码系统时，辩证批评就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到“评论、释义、破译、诊断”等重要的功能。
贺桂梅教授则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都面临这样的困惑：我们如何使我们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变成可理解和可交流的现实主义？在这个层面上文学批评不再是向着过去的对真实性的制定，而是对我们的时代的可理解性的建构。这里文学批评包含一种理论的总体性，对历史不同层面的勾勒，也包括对文学潜能的释放，而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变奏》展示了对多种可能的尝试，为我们打开了不同和视野和面向。
日本东京大学王钦教授分析寓言批评作为杰姆逊的方法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隐喻才能表达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断裂关系。因此，寓言批评仍是一种通过文本的当下性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并可以重新唤起文学的强度。
【社会主义圆桌｜新媒介时代，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了什么？】上海大学蔡翔教授以“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了什么”作为本场会议的闭幕发言，他总结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听与看的关系问题” ，听是倾听群众的声音，而看是指向未来并且改变现实的展望。听与看的辩证难题反映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听的强化与理论先于实践的矛盾，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理论与现实的断裂。第二个问题是现实主义如何处理政治空间、经济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差异关系，而在这三个空间中，十七年文学对生活空间的描写是不够的，一方面是作者出于对私人性的疑虑，另一方面则是对改造生活世界的分歧。第三个问题，蔡翔认为是最难的问题——实事求是。中国作家的写实离不开对“是”的关注，而“事”与“是”的纠结也构成了作家问题分析的困境。现实主义一定会导致实事求是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也助于我们思考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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