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圆桌｜新媒介时代，现实主义向我们提出了什么？批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圆桌

11月28日， “现实主义的历史与潜能”工作坊暨《现实主义的变奏》讨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大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和国际汉语学院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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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今天的现实、现实感与真实
“现实主义”近年来在学术界的讨论持续回温，和不断更新的现实语境有着密切关联。
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认为，身处新媒介时代， “真实”不再是一个可以真的建立我们跟经验之间的关系的自觉性概念，核心的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创造一种可书写和体会、能共享和交流的“现实感” 。
“今天我们处于一种多维度的现实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困境可能是欠缺一种在不同现实维度中自由穿行的能力，一种揭示和洞察总体现实的能力。 ”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提出，或许在今天，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具有未来性的，需要有关照人类远景的维度，因此更需要建构一种总体描述和思考当今历史现实的大框架，以此来同多维度的现实进行正面对决。
从现实主义出发，存在一条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但应该如何看待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与打捞。《现实主义的变奏》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朱康副教授提供了一种用音乐学上的变奏来理解现实主义的方式，即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现实主义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不同的时代中产生的变形效果。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展开过程中一方面是对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的继承，同时存在一种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对位关系，因此朱康认为，可以在回应东西方地缘政治所形成的现实之中，反映和建构一种现实的可能。
陕西师范大学陈越副教授追溯了现实主义的哲学与美学脉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概念有一种独有的歧义性，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的发展中， “什么是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完全服从于“文学应该怎样作用于现实”这一实践难题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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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卓吾到赵树理：中国乡土现实主义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同样关注到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展开，他从李卓吾到赵树理，牵引出一条更为悠久的中国乡土现实主义的历史脉络。从晚明思想家李卓吾与东林党论争中涉及的“私”和“欲” ，到作为中介的鲁迅的一系列乡土小说，再链接到赵树理的相关创作，聚焦其中士绅阶层的变化，它们包含着对乡村共同体的持续关照。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脉络中，罗岗指出赵树理的小说将明清以来的变迁与土地革命的要求深刻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中国式乡土现实主义的独特的历史厚度。
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现实究竟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被感知？华东师范大学毛尖教授从《现实主义的变奏》中关于《我们夫妇之间》的细读出发，提出一种空间上的观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总是在室外产生，从未占据过室内空间。没有室内的“乌托邦” ，社会主义的“现实感”到底如何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被感知，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真正占领过“现实” ，仍然是一个问题。
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难题性，上海大学朱羽副教授讨论了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相比于资产阶级针对封建阶级的文化革命难在何处的问题，并从远景叠合、政教机制、典型等维度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潜能。复旦大学康凌博士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存在一种符号与现实的错位，这种语言符号与现实的二重性对分析工作的分寸感提出了极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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