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当我试图给孩子改姓 _婚姻

今年8月，一位名叫“迎弟”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后的身份证照片，登上热搜。她写道：“一看我的名字就是重男轻女的产物， 30岁之前终于改名成功，虽然很难很难，但一切都值得。”10月25日，聚焦“招弟”“迎弟”改名群体的报道《当“招弟”决定改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民法典，对于姓名更改的规定有所变动，成为不少人改名的契机。
有研究者评论说，中国人的名字能反映父母的价值观。随父姓一直是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随母姓的孩子，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是不是母亲家族比较强大，也可能会联想到他的父母大概率是主张性别平等的。

文章插图
福州，刻在仿青铜器上的百家姓视觉中国资料图
我在2019年怀孕生子，孩子出生后，医院的出生证明上，他的名字也是随父姓的，那时的我还没有完全的女性主义觉醒，也是随大流让孩子随父姓。
生育之后不久，我开始对孩子随父姓产生不公平感，尤其是我生育遭遇了难产，带娃也是我操心特别多的时候，会质疑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要随父姓，也就是说，我是在生育后女性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也激发了我让孩子随我姓的意图。我的想法很简单，孩子跟我姓我会很高兴，另外，不试一试我永远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反抗”男性传统的边界在哪里。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争取冠姓权的过程。
我想要让儿子随母姓并非因为娘家资源强势，因此可能在有些人眼中是不自洽的。如果说沈洋在《异性恋婚姻与女性主义能兼容吗》一文中，可以看出她和她的先生在婚姻中“势均力敌”的话——女方上海本地人、购买婚房出力、娘家参与育儿、女方收入与男方几乎相等。我的婚姻内部的权力关系恐怕不太一样。首先，我和丈夫都不是苏州本地人，我们的婚房购买在郑州，男方出资远多于我的娘家，我的娘家资助了我研究生项目的留学，到了我婚后，她们对我的小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支持，也没有育儿上的支持，我的婆家不亲自参与育儿但是三年来几乎每月支付育儿嫂费用；最后，我的经济收入大概是男方的二分之一。
在沈洋老师那篇文章下面，有评论说：“这是因为女方方方面面都和男方条件相当，那如果经济上女方不如男方呢？性别平等还可能吗？”我的案例可能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争取冠姓权以及争取婚内的男女平等，不是因为双方经济资源上势均力敌，而是出于对“女性主义”价值观的认同。
我的丈夫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他也认同男女平等，在和我丈夫谈恋爱时，他提到他的原生家庭中，他母亲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而他“绝对不会和他父亲一样” ，丈夫在赫尔辛基大学读博士期间看到很多男性教授也会带娃去上课、开会等，虽然他没有自称过女性主义者，但他确实接受过北欧性别平等文化的洗礼，在生娃前，他承诺过自己也会平等地负担育儿责任，从方方面面来看，他也是接受了一定的性别平等文化的影响、尊重女性的。

以上关于本文的内容，仅作参考！温馨提示：如遇专业性较强的问题（如：疾病、健康、理财等），还请咨询专业人士给予相关指导!

「辽宁龙网」www.liaoninglong.com小编还为您精选了以下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