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我和我的父辈》：以代际叙事寻求共同的记忆与价值( 二 ) 代际|叙事|弥合|影片|父辈|赵平

家国同构与历史的提喻
显而易见，《我和我的父辈》采取了我国文艺创作中常见的家国同构的创作路径：某个小家的悲欢离合是大国命运的缩写，某位具体的父母其实是一代父辈的化身。
例如，《鸭先知》这一段落就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改革年代时代弄潮儿的典型——赵平洋。赵平洋出场时，是一位因投机倒把、不务正业而饱受街坊邻里冷嘲热讽的小人物，正遭遇事业与家庭的双重危机。按照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的分类，被戏称“鸭先知”的他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智力或地位低于普通人的“讽刺”人物。这是一种喜剧创作中常见的人物类型，而处理这类喜剧人物的要义之一，就在于让观众看待他们的目光从俯视转为仰视，以此引发观者更深入的共情与共鸣。赵平洋冲破种种阻碍最终拍成广告片的经历，生动地完成了这种目光的转换，也令人感受到勇立潮头的改革者们既要有把握机遇的敏锐眼光，也要有在孤独和冷遇中不断奋进的精神姿态。
正是通过赵平洋等父辈形象，《我和我的父辈》以四个历史坐标串联起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国富民强的宏阔历程，甚至还畅想可以期待的未来。影片力图向我们展现，现代中国不断前进的密码就在于不同时期坚守初心的父辈们，而父辈又是不断迭代的。前浪簇拥着后浪，后浪成长为前浪，奔涌不绝的潮水改变着历史的方向，终于汇聚成大江大河。
值得指出的是，与《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类似，《我和我的父辈》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提喻法：截取几个历史的片段，将其连缀和想象成整体的历史。这种书写方式，很难不体现出某些倾向或限制。除《乘风》外，其他几个段落所建构的主要是一则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科技兴国为主线的当代史，而这或许会一定程度上遮掩历史更为丰富与真实的肌理与样貌。
为了共同的集体记忆
人类所处的当下时代，是一个失忆症愈演愈烈的时代。虚拟生存、消费主义、后现代文化等让个体与历史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日趋淡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 ”而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保存与延续，关乎我们能否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分享同样的价值理念、拥有同样的精神底色。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和我的父辈》对于父辈往事的回望和代际关系的呈现，当然不只是一种以家喻国、重述历史的方式，还在于通过对于代际传承的强调去延续集体记忆，分享价值共识。
《乘风》《诗》与《鸭先知》中那些经过重塑的不同历史记忆，通过片中和谐融洽的代际关系得以传承和延续。而身披科幻外衣的《少年行》则显得十分有趣：它看似畅想着科技腾飞的未来，但聚焦的却是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一段落中从未来返回2021年的情节设置，是将当下书写成可以返身回望的历史。《少年行》中甚至还有一个颇有意味的设定：机器人邢一浩所执行的时空穿梭实验的成功关键，在于必须储存下2021年的相关社会记忆。在《未来考古学》一书中，与将科幻文艺视为人类对未来的想象这一普遍看法不同，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曾给出过一个颇有新意的阐述，他认为科幻文艺的独特性在于能够“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 。就此而言，看似想象未来的《少年行》与前面三个怀旧段落本质上并无差异：它们都是通过返回过去的方式，从中寻找共同的记忆与价值，以此更好地面向未来。（作者李宁为文艺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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