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董郁玉：我为何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 二 ) _大学

我儿子所在的北京四中，今年有70多人直接投考国外大学。据学校负责老师介绍，在这70多人中，有90%多的学生被美国排名前30的大学录取，这还不包括那些在高一或高二出国就读高中，在国外参加考试的学生。我儿子的高中班级中，一名当年崇文区的中考“状元”，也是在高一学年一结束，就出国读高中去了。
很难单纯用躲避高考来形容这些出国读高中和大学的中学生们。这些选择出国读中学和大学的学生中，不敢说全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升入北大、清华的学习实力，并非夸张。而问题在于，北大和清华还值不值得那么多人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
一个曾在《纽约时报》负责报道教育新闻的采访人员，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某大公司谋得了一个驻中国的职位。一次，在与我谈起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与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的工作表现后，感慨地说，那些在工作中更有创意的国外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当年在中国参加高考，那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上北大、清华的。
当然，在中学生出国的潮流中，无论以中国的眼光还是以美国的标准，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可造之材。我一个同事的儿子去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美国中部的一所非常不错的大学就读。第一个学期过去，我同事向我转述了他儿子告诉他的一件趣闻：同级学生中，有一位陪读的中国母亲重金央求其儿子说，“儿呀，如果你能考过一门，妈就给你买一辆玛莎拉蒂”，结果可想而知。
每年海量涌出国门去读大学的中学生，和上述能够把陪读母亲的儿子办到美国进入知名大学的中介机构，正在同时改变着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生态。
在香港亚洲会展中心SAT Ⅰ考场，当我听到国内几家中介组织在考场举办的推介会上，声称其可以在一周内“包装”一个学生，达到美国名校申请要求时；当我看到有考生家长把大陆中介组织按照国外惯例提供给听众的免费咖啡、饮料，咕咚咕咚地倒进自带的硕大水杯带出会场时，我忽然想起了弗里德曼2006年那篇专栏的观点和结论。
弗里德曼在那篇文章中说，美国的对手永远赢得不了未来，因为当他们的油井干涸时，他们的社会就会如贫瘠的沙漠一样荒芜；而吸纳了全世界人才的美国之井却仍将汩汩涌动。弗里德曼还断言，美国仍是吸引全世界人才的最大磁石，因此，这边的中国人将战胜大洋那边的中国人。
真是这样吗？这，恐怕得问我儿子他们那代人了。
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董一夫
我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惊异。已经开始丢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学的事情，记忆准确，如数家珍，其中有的同学出国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饭的时候提过一句。看来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不管怎样，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
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样。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尽管我的“忘年之友”、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劝我，“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我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但是，我对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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