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能用恢复期拖延多长时间 ， “完全取决于消费者表现出来的愤怒程度” 。
到了协商阶段 ， 医美机构会采取冷处理 ， 先由消费者开价赔偿费 ， 无论开多少 ， 都压低价格 ，“一人一个（赔偿）价 ， 维权完全依靠个人谈判沟通能力 。 ”
曹伟发现 ， 发生医美纠纷时 ， 消费者和医院协调往往达不到一个双方能认可的结果 ， 类似医调委、消费者协会等机构往往难以调解成功 ， 如果通过法律诉讼维权 ， 消费者大多难以接受长达一年、两年的诉讼周期 。 这迫使许多消费者选择闹事等方式 ， 快速解决纠纷 ， 逼迫医美机构尽快赔偿 。
迅猛扩张下 ， 部分医美机构管理不规范
从1997年中国出现第一家民营医美机构开始 ， 医美行业在中国正在经历迅猛的发展 。 有城市提出发展“医美之都”的战略 ， 医美机构从2016年的159家 ， 发展到了如今的383家 。 在市中心一条200米的街道 ， 出现三家医美机构 。
医美行业发展迅速的同时 ， 纠纷数量也越来越多 。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 ， 从2015年到2019年 ， 该院受理的医疗美容纠纷案件逐年增多 ， 且纠纷均发生在民营医院 。 全国消费者协会统计 ， 2020年医疗美容行业的投诉数量有7233起 ， 投诉原因前3名分别是售后服务、合同和质量 。
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祝伟认为 ， 当前中国医美行业发展的态势 ， 和数年前的韩国相似 。 当时 ， 许多中国人赴韩整容 ， 韩国整容医院疯狂扩张 。 在中国整形美容协会2015年的通报里 ， 2014年 ， 中国赴韩国整形的总人数为5.6万人 ， 事故和纠纷发生率以每年10%-15%比例增加 。
祝伟曾经帮助在韩国整形失败的中国女生靳魏坤维权 。 她在一家号称“零事故”的医院里 ， 接受了12项面部整容手术 ， 没有一项成功 。 为靳魏坤准备跨国官司的过程中 ， 祝伟接触过15位赴韩整容失败者 。 她们通过中介联系韩国整容医院 ， 均没有合同、诊疗记录 ， 只有个别人有病历 。 缺失的证据和漫长的诉讼时间 ， 卡住了她们的维权进程 ， 最终没有人成功维权 。
不规范的机构也给中国医美行业带来难题 。 艾瑞咨询调研发现 ， 2019年 ， 全国具备资质的医美机构约1.3万家 ， 超过8万家生活美业店铺非法开展医疗美容项目 。
此外 ， 医美行业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不少盲目的消费者 。 北京丰联丽格医疗美容诊所技术院长师丽丽经常为整容失败者做眼部修复手术 。 她发现 ， 许多消费者做第一次手术时 ， 缺乏和医生交流 ， 有的只见了医生几分钟 ， 就匆匆确定整形方案 ， 有的由销售人员推荐方案 ， 到了手术台才看到医生 。
一位35岁的重庆男人 ， 在一位认识数年、极少交谈的朋友推荐下 ， 接受了鼻头缩小、鼻翼缩小、鼻尖抬高三项鼻部整容术 。 他事前没有了解过这家医院 ， 完全听信了朋友的推荐 ， 就连病历、合同 ， 也没有向医院索取 。
直到术后 ， 他感觉鼻子变大了 ， 才找朋友 ， 朋友突然变脸 ， 不愿和他继续沟通 ， 他只好起诉医美机构 ， 要回手术费 。
他向法院提交了仅有的两份证据——收费单据和和医院的聊天记录 。 法官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 因为单据和聊天记录只能证明他交付了费用 ， 并因术后效果产生争议 ， 却不能证明他曾在这家机构做过鼻部手术 。 更何况 ， 他去的那家医院 ， 已经变更了名字 。
多位整容失败的人回忆 ， 朋友推荐和广告效应让他们放松警惕 ， 没有及时和医美机构索取相关证明 ， 导致后续维权难度加大 ， 只能“吃哑巴亏” 。
许多医美机构的病历记录、保存也存在问题 。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公布医疗美容纠纷审判的白皮书 ， 其中提到 ， 涉诉医美机构普遍存在病历记录过于简单 ， 书写、修改不规范 ， 保管不善等问题 。 该法院2016年至2020年审理的案子中 ， 有24家医美机构因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被行政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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