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捕役，是少之又少的 。通贼才能当“名捕” 。大多数档案、笔记中出现的捕役，都和贪赃枉法相联系 。首先，捕役靠敲诈勒索敛财 。捕役奉命捉贼前，往往要向事主索取酒食、路费，案件如果没破，事主就不免蒙受双重损失 。很多捕役还会选择乡中曾有前科的富户，先诬陷他们形迹可疑，再诈取钱财；富户要是拒绝，就会被扭送衙门，屈打成招 。其次，捕役时常贪墨赃物 。清代法律规定，抓获盗贼后，州县官员要命几名捕役共同起获赃物 。捕役们或者借起赃为名，随意闯入百姓家中，翻箱倒柜，搜刮民财；或者不等事主认领，就先行瓜分赃物，致使赃物“缴官者不过十之二三，余俱干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捕役和盗贼沆瀣一气 。嘉庆年间的官员卓秉恬说，“捕役藉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同治年间，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也发现，“捕役之能干者，强半通贼，本不愿于破案” 。捕役为了交差，往往抓百姓充数，《老残游记》里就说，曹州“各县捕快捉来的强盗，不是老实乡民，就是被强盗胁了去看守骡马的人 。”
在清代，有能力的捕役往往对境内贼情了如指掌 。雍正帝的宠臣田文镜曾上奏说，“独捕役一项，较他役为最黠，原系积年惯盗改恶复良，则充为捕……彼其平素，原与贼通，贼之窝线，彼无不知；贼之风声，彼无不晓……且彼既为捕役，则临邑、邻府、邻省之捕役，亦无不声应气求，彼此照应……各能暗地通知，禀官关会 。即贼之去向下落，知者必告……此所以捕役缉贼如探囊取物……”大意是，在各类衙役中，捕役最为狡猾 。他们原本都是盗贼，后来改邪归正，当了捕役，自然了解本地贼窝所在 。同时，捕役不免和相邻地区的同行互通消息，往往能轻易获知盗贼的下落 。这就是为什么捕役捉贼像探囊取物一样简单 。
捕役有此人脉，一方面固然便于捉贼破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和盗贼勾结 。嘉庆年间，有官员上奏，称山东捕役和盗贼狼狈为奸，“平日分赃，临时送信” 。对捕役来说，勾结盗贼是成为“名捕”的必备能力 。文学家袁枚在多地任过县令，他曾一语道破“名捕”真相——“彼养盗者，名捕也 。能养之，必能擒之 。今能充捕者，乞丐类也 。不能养盗，而盗亦不屑供养之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名捕要有保护盗贼的能力，这样需要立功时，就能立刻把他们捉拿归案 。如果充当捕役的都是乞丐之流，就不可能和盗贼建立联系 。
捕役与盗贼蛇鼠一家，是时人的共识 。为改善此种弊政，一些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曾国藩在他写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中提了一个办法，“嗣后各州县，皆宜厚养捕役，工食之外，另给月薪，恣其所为”，同时设立严格的奖惩措施，希望通过“大利在前，峻法在后”，督促捕役尽职工作 。刘衡曾在广东四会、四川巴县等多地任知县，被誉为“刘青天” 。他在《庸吏庸言》中提过一个让百姓代替捕役的建议——“愚以为弥盗之道，用捕不如使民自捕，盖捕与贼近，贼之踪迹捕知之；民亦与贼近，贼之行径民亦微窥之，然捕甘贼之利，故匿之惟恐不深；民苦贼之害，除之惟恐不尽，则与其使捕捕贼，似不如听民捕贼，且许其送贼……”刘衡的意思是说，之所以让捕役捉贼，是因为他们接近盗贼；百姓通过秘密窥探，也同样能获知盗贼的藏身之处 。捕役出于个人利益，惟恐盗贼被人发现；百姓不同，他们受到盗贼的直接伤害，除贼之心坚决 。因此，鼓励百姓捉贼的效果会比任用捕役更好 。曾国藩所提办法，很多州县都有实行，因不能遏制捕役谋求私利的贪念，效果不佳 。刘衡的建议更不具可操作性，捉贼毕竟是一件极为专业，且危险的事，普通百姓很难胜任 。“与盗贼勾结才能成为名捕”这类制度性问题，直到清末也未能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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