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什么星座-鲁迅什么时间在北大( 三 ) _生活百科

我不是学界中人，学院里的教授、学者翻箱倒柜，东抄西凑，暮夜送金，甚至不惜以女妻之的辛苦之状只是偶一闻之，但我敢说，鲁迅的作品放到今天除了翻译著作和《中国小说史》外，其他的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对一个文学史教授来说压根就不能送审。但大家记住，鲁迅在聘为北大讲师之前，几乎所有的翻译作品和《中国小说史》都还没有出版，《中国小说史》最初就是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至于那本“二渠道发行”的《域外小说集》就更麻烦，因没有书号，属境外非法出版物，拿到今天的评审会上恐怕不但不能评职称，反而会没收，罚款，甚至举报到有关部门“法办”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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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一件作品或一本书的意义不在它发表的媒介，而要看它本身的价值，但问题是这个“价值”谁来掌握？怎么掌握？在一个教育以培养接班人为目标的体制里，这个“价值”如何体现它的公正性和真理性？好在人生如梦，世情如霜，比起永恒的理性法则，人世间的一切荣辱判断如朝雾夕露迁衍不居。谁能知道他死之后的风朝哪个方向吹？短短的几十年过去，永恒的时光就汰洗了数不胜数的文字垃圾，惟有鲁迅，无论是骂他的还是捧他的都无法绕过他的存在。因为在一个战祸频仍、革命至上的年月里，鲁迅显示的不是口号和理论，而是实绩。这种实绩的取得固然与当时用人制度的宽松，出版和言论的相对自由有关，但也与鲁迅自觉地远离“主流”，远离“正统”，甘当“小卒”的人生选择有关。

我们知道，鲁迅当初从绍兴到南京水师学堂求学，“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到日本以后，他对留日学生不求上进，醉生梦死也深感厌恶。弘文学院毕业后，本来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和金泽也都设有医学专门学校，但为了躲避大清国成群结队的“辫子军”和“富士山”，他还是选择了路远天冷的仙台。回国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蛰伏在绍兴，即使到了北京，除了上班应卯，他也不过是埋头在会馆的大槐树下抄古碑。 1927年离开广州后，他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北京继续做教授；一条是去上海从事职业写作。他选择的是后者。

鲁迅当然不是一贯革命，像以往的教科书上写的至始至终都是个战士，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但我们说，他在生活允许的情况下，总是自觉地疏离体制，疏离学院和官方文坛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就像我们不能要求今之学者全部卷起铺盖，赁屋买米，自由写作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鲁迅从早到晚不吃不喝，降妖除魔。但如果我们要求一个时代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自觉地站在边缘立场上，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态度，至少在精神上不要主动投怀送抱，攀龙附凤，应该不算过分吧？但环顾左右，看一下那些凌空蹈虚，自命不凡的学者教授，这个要求恐怕也是陈义过高。

固然摧残文化，阻碍教育发展的是一种官僚化的学术制度和教育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制度里混饭的个人，但汲着制度的利益，爬到高位的又恐怕没有一个不是引以为豪的，就像在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皇权制度里，压迫女性的当然是一种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制度里生活的具体男人，但在那样一个赤裸裸的男权社会里，又恐怕没有一个男人不是自以为高女人一等的。因而倡导学术独立，鼓励文化创新主要针对的是一种陈旧的学术垄断体系，而不是和这个体系里混饭的个人过不去，但在打破垄断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和这些垄断教育的既得利益者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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