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什么年号 2007年是什么年号( 二 ) _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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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

二、美化先帝、讽励时主及政争需要宋仁宗本人都不敢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治时是宋代“盛世”，为何宋仁宗死后，一直到南宋时，很多臣僚却不断对所谓“嘉祐之治”赞不绝口？许多臣僚，甚至有些是在宋仁宗生前曾激切批评过他的臣僚，为何也一改口风，将他与以往圣贤帝王相媲美？概括而言，主要是美化先帝、讽励时主及政争等现实需求所致。
古往今来，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 。除少数罪大恶极者，如秦桧、汪精卫之流，即便死后，也无法逃脱后人和历史的清算；大多数死者，还是得到了后人的谅解与尊重，甚至死者的一些缺点，也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漠视、掩盖。苏辙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敢直言不讳地批评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好色于内”，但宋哲宗时，苏辙却赞誉宋仁宗生性宽厚、畏慎、恭俭仁恕、敦睦九族，以和万邦……类似赞语，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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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左）

当然，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时出现的对宋仁宗的赞颂现象，并非单纯地出于对先帝的美化、赞誉，很多臣僚的赞誉，更主要的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首先明确提出“嘉祐之治”的陈师锡，在元丰六年（1083年）任监察御史时，向宋神宗上奏，表面上赞誉宋仁宗“嘉祐之治”，实际上是试图劝神宗效法仁宗，回心转意，遵从祖制，放弃变法。
宋神宗死后，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她重用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将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改革派）举措尽行废黜。旧党对此欢呼鼓舞，说“拯溺救焚，改弦易辙，天下凛凛庆历、嘉祐之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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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尽黜旧党，史称“元祐更化” 。不甘失败的旧党纷纷上奏，呼吁宋哲宗效法仁宗，重造“嘉祐之治”盛世。苏轼盼宋哲宗“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曾任宋哲宗侍读、侍讲的范祖禹也在元祐七年（1092年）奏上《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他或认为言犹未尽，于是又在元祐八年编纂、进呈《仁皇训典》。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宋徽宗即位初，陈师锡就急忙奏上《上徽宗论任贤去邪在于果断》，提醒徽宗“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建议他效法仁宗，重造太平盛世。仁宗及其庆历、嘉祐之治，就这样被旧党出于政争的需要，而塑造为仁君盛世，抗衡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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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

靖康之变，北宋覆灭。赵构南渡，重建宋朝。效法仁宗虽仍是旧党们的招牌，但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亡国之痛，迫使君臣以效法仁宗“嘉祐之治”为复国治政之要务。宋高宗曾声称，在他心目中，仁宗就是尧、舜、文、武一般的高峰，决意效法仁宗。赵鼎、秦桧也认为：效法仁宗，是“中兴之基本”、“国家之福” 。自此，南宋历代君臣，多将仁宗嘉祐之治奉为施政治国的礼理想标杆，赞美仁宗成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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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

文史君说虽然早在北宋后期，时人就屡将“嘉祐之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提并论，然而，仁宗时期危机重重，实在难称治世。更重要的是，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起，效法仁宗、重造“庆历、嘉祐之治”，就成为旧党抵制变法的招牌。宋哲宗亲政初、宋徽宗即位初，旧党们皆一次次挥舞此招牌，在政坛上兴风作浪。北宋覆灭，南宋建国，效法仁宗、重造“庆历、嘉祐之治”被赋予新的时代涵义，成为南宋君臣治国的理想标杆。究其实，不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虚誉而已。因而， “嘉祐之治”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响亮，不被后人称引赞誉，自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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