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的梁启超“学术”与“术”的区别( 二 ) _雅文化

如果说流行文化更多地是依靠民俗和口头传统的传递来保存它的文化资料（有的后来被写进了书本），那么高雅文化主要是把它的文化资料储存在精心加工和提炼的形式。在中国，“雅文化”的源头是学术著作，汇聚成经、史、子、藏四大系。一部中国学术史总体上反映了中国优雅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同时重视流行文化的研究，认真审视流行文化与优雅文化的相互作用，就有可能将历史进程中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有规律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史是文化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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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学术的传统，学术往往被推到最高地位。古人说：
天地宝，人贵，义是圣人尊荣，智是德义成，知是智所求。
密友陈寅恪指出，学术界的兴衰“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上，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特别强调学术的积累，所谓“积水生吞舟鱼，积土生茎、楠、豫、樟，积学亦生” 。我国历来注重学术积累，有五经、六经，甚至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代代相传的历史编纂，使中国学术从未间断，传统不衰，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连续性学术文化。中国学者在注重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还追求学术“与时俱进” 。“仿古造新”和“推陈出新”被视为学术的崇高境界。此外，中国本土学者不断吸纳外国学者（如南亚佛教、欧美西学），相互融合，增添活水之源，让过去的学者朝代都有自己的辉煌和光辉。总之，中国学术界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新旧交替。
中国的学术历史悠久而复杂，给学习带来了困难，也因其丰富多样而引人入胜。事实上，我们的先辈在这个艰巨而有趣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先秦学者开始，历代和当代学者中，有不少有识之士，做过前后代学者的“辨目的辨源”工作。学派），或者从宏观的角度来梳理学术发展的脉络（对于某个时代甚至跨越古今的各个学派），各有各的成就。
《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师》、《韩非子·仙学》、战国秦汉的《吕氏春秋·不二》、《学籍》以及《礼记》中的“学籍”、“儒学”等章节对晚周学界进行了总结、划分和评论，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
汉代，刘安主持编着《淮南子》《要旨》、司马迁《史记》、《论六门要旨》、《孔子家族》、《《老庄神汉传》《仲尼弟子传》、《孟子荀卿传》、《文人传》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传，尤其是《文艺传》和《儒家传》比较规整，对周秦以来的各种学派及其著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书写、记录和评述。文学史、经学、进士、文渊、道学、方记等史料。
此外，在各种文集的序跋中，以及在学者的散文和笔记中，也有不少对前后学变迁的描述和评价。
唐宋以来，朝廷组织编纂大型书籍和丛书（《车夫元规》、《太平玉兰》、《永乐百科》、《四库全书》等）。系统的数据库。
它始于宋代，盛于明清，以及学术史书的出现。继南宋《易洛渊源录》、《易洛正渊书》之后，明代又有《易洛渊源须录》、《民学渊流》等书。《学庵》、《元儒略》、《盛学宗传》、《明儒学庵》、《宋元学庵》、《学派儒学》、《李宗传》、《清雪暗语》。《知》、《北学编》、《郭传国学志》、《郭宋学渊源记》、民初清儒学事例等都是名著。
佛教和道教历来注重对宗教（及其内部教派）的衣钵、族谱传承、道教传承的记录和研究。该派的历史著作，如《登登传》中的《传登录》，直接启发了宋明以来《元元录》和《雪雁》的书写形式。近代术数略内容，梁启超、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牧等学术大师，试图站在新学的高度，重新评价中国学术史，留下丰富的学术史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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