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作为起义军的克星孙传庭是怎么输给李自成的( 二 ) _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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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明朝不缺人才，但却被折腾殆尽。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句俗语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力挽狂澜的人才，只是时代需不需要他们罢了。
而在明朝末期，面对空前涌现的系统性危机，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等名将崭露头角，甚至一度打得农民起义军近乎销声匿迹。然而，明朝廷的战略、制度不但没有成为这些人才的有力支撑，反而成了他们头上的枷锁。
比如，由于同时要面对内、外两股军事力量，崇祯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当后金骑兵没动作时，就调集部队去剿匪;中途金军来袭，赶紧调集内地的前线部队前去迎击。结果，一大批精兵强将疲于奔命，在来回折腾中被耗尽力气、士气;同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东西两线都被抢掠一空，朝廷经济越发困难，起义随之愈演愈烈，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明朝军队的组织存在巨大弊端。公元1639年前，孙传庭、洪承畴等一众名将都没有统一指挥前线部队的权力，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各自为战，这就让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能找到不同防区间的死角屡屡跳出包围圈;
【孙传庭作为起义军的克星孙传庭是怎么输给李自成的】公元1639年后，杨嗣昌才成了前线最高指挥官，同时还颁布了为之提供政治保障的《钦定保民四事全书》。然而，由于崇祯对将领不信任、人事任命反复无常，各派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掣肘，导致这一联合作战蓝图没多久就宣告流产。
因此，以上多方位的问题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这样一种怪象：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明军看似胜多输少，甚至还空前接近过完全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代价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治标不治本，起义爆发的根源却没有解决。
于是乎，在朝廷军队疲于奔命时，农民起义军却如同扑不灭的野火一样，一有机会就再度卷土重来，甚至在一次次的锻炼、磨练中越来越强，反过来送给朝廷军队一次次的全军覆没。
孙传庭的经历，正是上述状况的直观体现。
第一阶段：临危受命，威震关中
公元1636年(崇祯九年)，被同僚排挤的孙传庭，阴错阳差地当上了陕西巡抚。上任后，他积极募兵、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战斗力，不到一个月就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
当年7月，孙传庭与上司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密切配合，彻底击溃、俘获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高迎祥，紧接着又招抚、击破了多股农民起义武装，到了下一年，关中地区基本归于安定，孙传庭由此声名鹊起。
接下来的孙传庭与洪承畴一东一西、分区配合，到了公元1638年再次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当年4-8月，孙传庭陆续击败、招降多股起义军，失去了援军的李自成部则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歼灭殆尽，仅率十八骑突围而走。与此同时，张献忠、罗汝才也宣告投降明廷，几乎让人们看到了平定内乱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警报传来，孙传庭等人奉诏勤王，时局被彻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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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遭受猜忌，被捕入狱
公元1638年10月，多尔衮率军大举侵扰，卢象升受命总督各路兵马，关中地区战功赫赫的洪承畴、孙传庭也被命令赴京勤王。
11月，孙传庭部经过长途奔波抵达河北，并在真定(河北正定县南)等地陆续与清军交手，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果;然而，由于兵部指挥混乱，各军缺乏配合，明军整体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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