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2002年1月20日五行属什么,农历2002年五行属什么( 六 ) _[db:关键词]

如此推论的前提，需要有确切的事例能够证明湘南衡山在此之前曾被视为南岳并受到应有的崇祀。但我们显然看不到这样的情况，道士徐灵期只是想当然地敷陈其事而已。稍习中国历史文献总体状况的学者都会知道，道教著述纪事的信实性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因而，《南岳记》出现这些情况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史记·封禅书》记述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东，名山五，……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26] 。明明白白的，湘南的衡山，不在其列。连关东五大名山都算不上，湘南的衡山更不大可能会是享受世人祠祀的南岳了。当然，并不能仅仅依据秦始皇认定的名山来判断湘南衡山是否曾为南岳。秦始皇是不是有过对四岳或五岳的崇祀，也就是除了泰山封禅之外秦廷是否祭祀过四岳或者五岳，这还是一个更需要考虑的基础问题，而据我目前看到的史料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这意味着在秦朝和秦朝之前，我们还看不到任何把湘南衡山崇祀为南岳的文献记载和具体事例。屈原《楚辞·天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句，东汉人王逸释之曰：
获，得也；迄，至也；古（德勇案：原文讹作“言”，据上下文义径改），谓古公亶父也。言吴国得贤君，至古公亶父之时而遇太伯，阴让避王（德勇案：原文讹作“玉”，径改）季，辞之南岳之下，采药于是，遂止而不还也。 [27]
清人皮锡瑞就此论述说：
案太伯逃荆蛮，乃吴地，非楚地。屈子所云南岳必谓霍山，非谓衡山。据此足信霍山为南岳古说有之，必非自汉武始。 [28]
这种情况，明确无误地向我们说明，至迟从战国时期起，潜县的霍山就是人们崇祀的南岳。
又《史记·封禅书》记述汉武帝初年礼制建设事宜云：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廵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29]
赵绾、王臧等“文学”之士亦即儒生草拟的巡狩制度既然与“封禅、改历、服色事”相并列，至少首先就应当取法《尚书·尧典》所载帝君巡行四方岳山的神圣往事。
虽然碍于窦太后的阻挠，汉武帝这次创制巡狩岳山制度的动议暂被搁置，但我们看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对《尚书·尧典》四岳巡狩之事的解释，即释岱宗为泰山，南岳为衡山，西岳为华山，北岳为恒山，一一具体落实了四岳对应的具体山峰，这就清楚显示出随后在武帝朝内还是确立了这样的岳山巡狩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还增添了一条《尚书·尧典》里本来没有的内容，这就是在东、南、西、北四岳之外凭空添加上了“中岳”一岳，谓“中岳，嵩高也”[30]，这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嵩山。然而恰恰是这一《尚书·尧典》原来没有的中岳嵩山，告诉我们正是在汉武帝时期才制定出这样一套五岳制度。
尽管《史记·封禅书》记述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并在东方”[31]，但如前所述，我们在秦始皇奉祀的名山当中，却根本看不到四岳或五岳体系的半点踪影，可见司马迁这一记述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这应该是他基于后来的五岳体系对秦和秦代以前情况做出的认识。换个角度来看，假若秦始皇时期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五岳巡狩制度，那么在汉武帝初年似乎也无须再专门为此多事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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