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习凿齿的这些所为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正如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所言:“加艺文以矫前弃,流书品采自近录……借南晋之新虚,为东汉之故实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也云:“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地方,罕闻爱异 。”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亦云:“或纂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 。”可见,在诸葛亮这个问题上,习凿齿之《襄阳记》是有“罕闻爱异”和“妄有穿凿”之嫌的 。习凿齿治史不严谨也备受裴松之诟病 。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认为“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 。”另在《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中,裴松之评论习凿齿曰:“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 。”
总之,在庞统为“凤雏”这个问题上,魏晋时期的陈寿《三国志》和鱼豢的《魏略》都没有这样的的记载,没有他与青年诸葛亮“相友善”的只言片语 。而出现这一说法的是此后百余年的东晋襄阳人习凿齿的《襄阳记》,联系永嘉之乱以后晋室南迁的局面,联系习凿齿为南晋争正统,竭力推崇诸葛亮“光复中原”、“鞠躬尽瘁”楷模的形象,并穿凿附会诸葛亮与襄阳人士的密切关系,“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臆造出一个“凤雏”的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庞统是否为“凤雏”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认定没有直接关系,本文也不涉及对庞统这样一个三国时期杰出人物的评价问题,但是,对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地认识,我们有权利知道历史的真相 。后人如何“演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作为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在正史《三国志》与野史《襄阳记》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态度,那就是:我们应当相信成书时间更早的正史,而不应该相信成书时间较晚的,且带有明显倾向的“地方野史” 。同理,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争论上也应该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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