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师是指什么生肖,师出名门打一个生肖( 三 ) _[db:关键词]

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被收录于《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的各类著作共有34种（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最能代表其“通儒之学”成就的有3种：《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和《日知录》。
作为“经师” ，顾炎武的经学向来以“精于考证”著称于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左传杜解补正》称“博极群书，精于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 。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如扬州学者汪中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常州学者洪亮吉称“我国家之兴，而朴学始辈出，顾处士炎武、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 ，都是看重顾炎武“精于考证”的本领与功绩。民国初年，扬州学者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顾炎武置于“清代朴学先导大师列传”之首，视之为清代朴学（考据学）首席先导大师。
顾炎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故考据是顾氏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顾氏的经学考据，是从音韵训诂入手，旨在准确把握经文字义，进而合理阐发经义。他认为，训诂是经学的基础，而“汉人犹近古” ，故汉学训诂最可信赖。他特别看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论字者必本于《说文》” 。但许慎对字义的训释，主要是从字形方向去进行“形训”；顾炎武则认为“考文自知音始” ，故其经文字义考证是侧重于从字音方向来进行“音训” ，并且是围绕《诗经》来开展“音训” ，其成就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不过，作为“通儒之学” ，顾氏做学问并非像清代朴学家那样局限于书斋，仅做博览群书式考证，而是主动走出书斋，直面大千世界，进行类似田野调查的实地考察，广泛求证于学友。这是顾氏儒学区别于清代朴学的一个独特之处。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提道：“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
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最受学者们推重的是顾炎武的经学考据作品《音学五书》，这是奠定顾炎武“经师”地位的一部经学著作。当时，《日知录》并不受待见，如章学诚曾在《与林秀才书》中称，《日知录》只是“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 。至晚清，《日知录》方受学者重视，如安徽学者包世臣曾在《读亭林遗书》中评论说：“窃以为近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 ”清末民初，学界泰斗梁启超研读《日知录》，其看法前后有变化：起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日知录》是“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作，不过储著作之资料” ，后来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乃称《日知录》是“含有意义”的“一种精制品” 。
《日知录》有三方面的价值最值得重视：
第一，科学价值
《日知录》的编纂集中体现了顾炎武著书立说的三个原则：
（1）“毋剿说，毋雷同”的创新原则——顾炎武在《日知录》（八卷本）自序中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第十九卷《文人模仿之病》更明确提出：“毋剿说，毋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
（3）“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实用原则——《日知录》第十九卷专列《文须有益于天下》一条来论述之。而顾炎武自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 。又称“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可见，《日知录》是欲为“王者”（顾炎武所期待出现并坚信必将出现的未来华夏王）治国平天下提供思想参考的实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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