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盛世打一生肖,贫富盛世尽大同打一生肖( 三 ) _[db:关键词]

在当时的社会学家眼中，贫穷与犯罪是交织在一起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家严景耀在1926年进行的社会调查中，将北平的犯罪分为经济罪、性欲罪、仇害罪和政治罪四类。当时北平的大多数犯罪（84.55%）都可以归为经济罪，包括窃盗、欺诈取财、强盗、诱拐、鸦片交易、赌博等等。而在25-29岁的男性中，最常见的犯罪类型是偷盗和抢劫，女性犯罪中也有82%的人有经济动机。在研究中严景耀还发现，45%的罪犯生活在城里，37%生活在城外，另外有超过17%的罪犯居无定所。而在城内的罪犯中，大部分生活在外城，集中在前门外的贫民窟和天桥周围。在冬季里，他们白天设法乞讨到六枚铜钱，晚上则蜗居在二三十个男女混住的避难所，夏天就干脆露宿街头。
“一鼻子臭味儿不说，沿街到处都是地摊儿，修皮鞋的，粘扇子的，锔碗儿的，剃头刮脸的，磨剪子磨刀的，卖估衣的，打竹帘子的，捏泥人儿的，吹糖人儿的，编柳条筐的，焊洋铁壶的……‘也没人管，爱摆哪儿就摆哪儿’！”
李天然的师叔德玖去天桥的时候，着实被上面这番景象吓着了。其实在正阳门大街和珠市口拐角下了电车就有点预感，“黑乎乎的人群和灰土”告诉德玖，如今的天桥大变样了。 “什么‘新世界’、‘城南游艺园’、‘水心亭’，这些他从前逛过的场所全不见了。戏园子，说书馆，落子馆倒是跟从前差不多，只是一个个都显得破破旧旧。 ”
天桥原本得名于明代建造的一座桥，是皇帝每年从皇宫到天坛和先农坛主持祭礼所用。 1907年桥被拆除，但名称沿用。天桥区域在外城共占地2.5平方公里，位于皇宫正南方，北起东、西珠市口大街，南至永定门，西起东经路，东至天坛。
德玖提到的水心亭，是1917年由商人捐助修建而成的，1920-1921年间被烧毁。在当时，天桥算得上是北平的一处上等休闲中心，到1926年，内务部决定拆除先农坛外墙，将土地出售给商家，一些市场逐渐在天桥开张，天桥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上流社会名望。在德玖生活的那个时期，天桥已经成为了北京最廉价的市场，是并不富裕的城市居民购买日常所需之处。但逛天桥的不限于贫民百姓，也有“有西装革履的少爷，有奶妈跟着的小姐，有穿着校服的学生，还看见两个童子军……”天桥还是外国人时常光顾的场所，尤其是当时居住在北平的欧洲和美国妇女，她们喜欢在这里购买便宜的二手皮草、丝绸、刺绣和衣物。德玖看着这番景象，“说不上来这种变是好是坏。 ”
德玖对于天桥这种无法诉诸言语的感受，实际上体现了天桥的复杂性。它多元、杂乱，甚至充满危险，它难以像百货公司那样被清晰归类、它持续吸引着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目光。不同于百货公司那种门槛较高的消费场所，天桥汇聚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其中贩卖的商品也自然五花八门。据1930年《北平日报》统计，民国头十九年间天桥有三百余家注册店铺，其中包括八十二家二手服装店和七十九家绸缎庄，三十七家饭馆、三十家茶社、六家酒铺、一家茶店、七家洋货行、三家钟表行、一家西装店、二十四家杂货店、二十一家木器行、十六家刷子点、三家草帽店和两家鞋底店和四家鸟笼店。除此之外，天桥还汇聚了三家照相馆、十七处吸“白面儿”的以及大量的妓院。甚至还有二十余种室外娱乐项目，包括说唱、评书、相声、把式、摔跤、魔术、春宫图，一应俱全。在董玥看来，天桥如同一个大熔炉，收纳着无家可归的乞丐、猎奇的外国人，也收纳着各种来历不明、几经转手的商品。
二手货是天桥的显著特点，也是它区别于售卖崭新商品的百货公司的主要特征。在天桥市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二手货，他们是商贩从北平各个地方的家庭、当铺、收破烂者那里低价收购的。其中，做绸缎、鞋子、香烟和钟表买卖的生意人最喜欢“卖假货”——绸缎庄将旧布匹浆洗，变成光鲜的“新布”；酒铺为了赚钱，不仅往酒里掺水，还加砒霜、鸽粪等等。在这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他购买的商品质量之间并无正向相关，也就是说，社会地位较高的消费者并不能在天桥获得百货公司里的购物体验——社会地位越高，经济实力越雄厚，就能买到质量越好的商品。恰恰相反，天桥的消费体验亦是混乱无序的，接近某种意义上的社会狂欢，它打破了百货公司精心营造的社会等级和秩序，让人们的购物行为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里，上流人士和底层贫民回归平等，融为一体，他们共同面对的，都是机智狡诈、费尽心思、投机取巧的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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