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盛世打一生肖,贫富盛世尽大同打一生肖( 二 ) _[db:关键词]

“这里似乎没有春夏秋冬之分。现代小姐们都穿上了露出肌肤的夏装，但老太太还穿着扎脚的棉裤.这家商店与一家.卖的东西，都是最时尚的材质，高级的化妆品，甚至日常的杂货，极其考究……”
“不分春夏秋冬”，这种失去时间感的表达直指现代消费的核心。这里的商品没有季节限制，涵盖国内外最新款式，而王府井的店铺里里外外都装了电灯，无论白天黑夜都灯火通明。正如董越所说，“王府井汇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光辉，是一个无视自然周期而常新的市场。 ”
这琳琅满目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洋货，源源不断地涌入北平，就占了：10-30000，它还通过李天然工作的《侠隐》上的广告清单显示了一种消费主义的奇观：美国鱼肝油、德国维生素、头痛药3354虎牌头痛粉、鲸鱼毛线、柯达616/620镜盒、味之素、“洋品牌”收音机、西门子电器、长城香烟.当然，这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对人们来说意义重大。
进普通人的生活。毕竟在这个城市中，仍有很多人挣扎在贫困的边缘。
北平的大多数人，在张北海的小说中几乎是隐形的。只有一处，李天然走进胡同里，“后头跟了几个要饭的。他给了几角钱，还有好几个孝子在叫爷爷地跟，一直跟到东四大街才不跟了。 ”正是这隐蔽而不可见的大多数，构成了当时的北平居民主力。
在《民国北京城》一书中，题为《社会学：诊察城市病》的章节提到，根据1917年一份警察厅的调查报告，大约有12%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基本生存线以下。而在1926年公布的《北京社会各阶层家庭经济状况分布表》中，赤贫人口数为42982，占总人口数的16.8%，此处对于“赤贫”的定义是一文不名、没有任何生存手段的人。贫穷的标准则是除非接受赠送和救济，否则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这部分人口数量达23620，占总人口数的9.2% 。换句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全部北平人口中，有26%的人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景汉曾将北京大多数赤贫者描述为“半死不活”，其中多是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者。支撑这些赤贫家庭的一般都是老弱车夫、小贩、仆役、非技术工人、警察以及店铺伙计，这些家庭里的老妇人和小孩常常去垃圾堆中翻找，将他人丢弃的东西转变为有价值之物。
《侠隐》中只出现过一次的那位乞讨者，在当时的北平其实随处可见。 Y.L.童在《北京的贫穷和救济》一文中曾这样描写乞讨者：
“众多体格健全的人都靠乞讨过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无处不在。一些人坐在路边，把他们不堪入目的伤口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面，而另一些人则会一直尾随过往的行人强行乞讨，这样的行为通常非常的恼人。在寒冷的冬天，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披着破布，半裸着身子，沉重而缓慢地走在街道上，而因为寒冷和饥饿死在街头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
与此同时，为躲避农村生活的艰难与战乱，农村难民大量涌入北平，成为了北平的新穷人。作家许地山曾经在小说《春桃》中刻画过这样一对新穷人，主人公春桃和她的丈夫李茂，在乡下成亲当天由于乱兵冲击，两人在逃跑中走散。春桃流浪到北平，“在街头巷尾的垃圾堆里讨生活，有时沿途嚷着‘烂字纸换取灯儿’ 。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李茂后来也到了北平，成了一个叫花子。
除了乞讨者和拾荒者，人力车夫也是北平底层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6-1937年之间连载于《宇宙风》杂志的小说《骆驼祥子》中，老舍所描绘的正是一位当时北平的人力车夫。据“大象公会”《1937北平城市生活指南》一文介绍，人力车（也叫洋车）是当时北平的一道风景。 1934年，北平人力车登记数达到54393辆，人力车夫108786人。而1937年北平市人口约为160万，也就是说，每15个北京人中就有一名人力车夫。而一个车况正常的车夫，每天的收入大概能买80个烧饼，月收入相当于如今的2000块钱。可一般来说，这些钱基本就是车夫所负担的整个家庭的全部开销。如此算来，这些家庭大概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根据上文李景汉的划分标准，即刚刚跨过贫困线。在小说的开头，老舍开门见山地为我们介绍了人力车夫系统中的等级规则。在当时的北平，人力车夫分为很多派别：有年轻力壮的车夫，他们出车和收车时间相对自由，最终或者是拉包车，或者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像后来用三年时间攒钱买车的祥子那样；也有岁数稍大的，因身体或家庭原因拉整天或者半天的；也有年纪四十以上或者二十以下的，他们的车比较破，跑得慢，因此要价也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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