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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里难见“90后”“00后”的身影 。
「没有赢家的博弈」
在制衣村,几乎每一块招工广告上都有这样一句话“夫妻优先,长工优先” 。夫妻工、熟练工、长期工,这些都是制衣厂渴望的稳定因素,而现在,他们愈发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多年前,精明的制衣厂经营者们在觉察到这一苗头时,就将希望转而寄托于一种更加“简单粗暴”的用工方式——雇用零工 。
在这里,几乎每个制衣厂老板都尝过雇用零工的甜头 。刚开始,他们只要在市场上开出与长工的平均日薪相当的薪酬,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应聘 。零工不仅灵活性强、随需随招,更能适应制衣厂紧跟市场、快速供货的节奏,而且没有合同、不包吃住,减轻了经营者的负担,故而广受欢迎 。
制衣村的土壤培育出了早期“草根版”的零工经济 。在规模较大的制衣厂,长期工和零工的人数比例基本维持在1∶1 。而在规模较小的制衣厂或家庭作坊,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长工,其余三分之二都是根据订单情况随需随招的零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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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中家庭作坊式的制衣厂 。
然而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依靠庞大的、流动的零工群体维持生产的制衣厂,渐渐感受到了压力 。
“以前零工好招,制衣厂只顾短期利益,不愿意养太多长工 。现在工人少了,去年一个尾部开到600块一天都没人做,泡沫太多 。”胡涛说,“许多制衣厂老板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 。”
“现在的工人便宜的不做、复杂的不做,市场都给搞乱了 。比如一件衣服,我们出7块工钱,他们转头在微信群里一发,集体抬价抬到10块,低于这个价格就没有人做,我们只能认栽 。”广州腾飞服饰的老板张亮无奈地说,“招工年年难,人工天天涨,今年的人工成本比去年起码高了30% 。”
在制衣厂经营者们承受用工市场反噬所带来的切肤之痛的同时,打工者也有自己的悲喜故事 。
在康乐桥西头,刘飞站在路边的一处屋檐下躲雨 。他1986年出生,16岁就到了广州,如今已经在康乐村干了十多年制衣 。他的工种是“四线”,就是用四线包缝机将服装的不同部位进行缝合、包边 。每天工作的14个小时里,他能打五六百件衣服,这在四线工人中已经算得上是中上的产量,此时他脸色却有些阴郁 。
原来,他之前的老板本来跟他约定了2个月的工期,可他刚干了十多天,就收到了老板发来的信息,通知他第二天不用来了,还微信转账结清了他前一天的工资,566元 。“妈的,真是卸磨杀驴 。”刘飞愤愤地咒骂道,因为临时被开,他不得不走上街头重新寻找一份工作 。
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听了,走上来安慰道:“算了,这里就是这样的 。”大叔说,前几天赶上年后行情好,T恤锁边原本每件0.8元的工费,一家制衣厂的老板给他涨到了1.5元一件 。大叔手脚麻利,工量超过了老板的预估,没想到结账时,老板硬是把工费压到了1元一件,让他拿钱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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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傍晚,刘飞(左)和工友何城明(右)一天仍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
事实上,这些遭遇,每个在制衣村里摸爬滚打的打工人都经历过 。在这场招工者与打工者的博弈中,似乎没有人是赢家 。
「失落的制衣村」
刘飞的失落嵌在整个制衣村的失落里 。不过他仍说,自己有幸见证了广州制衣村最后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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