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相谈奇：民国命理大师袁树珊( 二 ) _袁树珊

韦千里
四人后来顺利逃离上海，经香港到武汉归队，郭岐不时升调，40岁时升为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1945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叛乱。郭岐的兵力全部覆灭。战事发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为敌人救活，于战后交换战俘时，始又归队。后郭岐赴台湾，一生顺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
1949年后，袁树珊移居香港，他也为世人留下了几个著名案例。
袁树珊也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曾请袁树珊卜算。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拉着夫人说：“你就别问了，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果然，从他离港北归，到猝然而去，掐指算来：整整是十五个年头。”
弘医办学
跟并称民国三大命理学家的韦千里、徐养吾等人不同，袁树珊并不专心于算命。他更像一个自由的读书人，袁的父亲就曾看出袁的八字，“虽然五行缺水，但能得天时的水来补救，终究聊胜于无。因此为人虽然愚笨，但学可以小有成就；名声虽不显扬，品德尚无缺陷。如果能读书安命，择交治生，一定不致于坠败家声而为饿鬼。”
袁树珊成名后，也多跟文化人往来，他自书楹联，上联是，“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是，“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学者罗振常曾为袁树珊的命相书作序，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 。可见袁树珊并非只是一个江湖术士。
袁树珊不爱财，也不聚财。他虽然名声大，但自谦为“薄负时誉，饘粥有资” 。对于资财，并不为意，他曾有心重修汉司马季主之墓和严君平之宅，“一以发潜德之幽光，一以保固有之国粹” 。
袁树珊有他佩服的人，他最崇拜是武训和伏羲，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一为中华人文始祖。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在有了一点积累后，他就学习武训，在家乡小袁巷，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兴办义学。取“袁安卧雪”的典故，学校命名为“卧雪小学” 。
学校不收取学费，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后来，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创办“伏羲小学” 。
抗战期间，社会经济崩溃，命理大师袁树珊财力不济，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袁树珊非常愧疚，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亲书“不如武训”四字。可见袁树珊并非一个庸俗的江湖术士，他自有操守、追求。
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他反对说，“我有两套衣钵，一套算命，一套医学，我死后，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继承我的医学。”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而专心医理，后来留学日本，继续学医，学成而弘扬国医，成为一代医学大师。
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袁树珊认为，卜筮相术算得上中国的国粹之一，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但命理大师袁树珊并没有将命相跟现代科学相联系，这是一大遗憾。究其实，这跟现代学科知识在社会上的发展状况有关。我们说过，任何社会都有大、小传统，小传统之所以在发达社会边缘化，是因为那里的新闻出版发达，那里的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发展得及时切实，能够安慰、服务于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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