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敲大钟是什么生肖,和尚登山代表什么生肖( 二 ) _[db:关键词]

当然，这些灭火装置无法与现代机器相比，但考虑到它们出现在800年前，我们不能不佩服它们的先进性。
驻扎在旺火楼下官宅的“百余兵”是专业消防官兵，也叫“潜伏消防兵” 。他们是职业军人，平日需要接受专业训练，所以身手敏捷。一旦了望塔上的消防队员发现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发出警报。 “有马军往报社跑”，分管市消防的领导，消防跳水消防员立即出动，以专业的技能打水灭火。因为有专业的消防队，开封的火灾一般都是“不劳民伤财”灭火。
消防设备在宋《武经总要》。
宋代以前，城市(更不用说农村)没有专业的灭火组织，火灾时很大程度上依靠民众的自救。还通过国家立法强制要求主体灭火。《唐律疏议》说， “火灾发生时，你要告诉他们不要，救不救，把火灾损失罪降低二等。 ”火灾时不救助的，按照比火灾时罪刑减轻两倍的标准处罚。
《宋刑统》是从《唐律疏议》抄来的，有“一切从见火开始”的雷同从句。但我们知道，《宋刑统》的很多条款与宋代社会生活脱节，在司法过程中往往被忽视。 “见火”条款就是如此，因为北宋初期，政府已经要求京城公私建筑着火，街坊百姓不得擅自灭火，只能等专业消防队来灭火。这个立法本来是为了防止人们浑水摸鱼，趁火打劫，进入火灾现场，盗窃公私财物；另外，也是因为专业的公共消防队可以信赖。
天盛九年(1031年)，宋仁宗听说“都禄巷有燔祭，但起火时，虽恐左邻右舍不救，巡捕先至，故烧了许多燔祭”，于是修法：“京城救火，巡捕军校未到，听左邻右舍去救。因贼审，行极断。 ”但所谓“聚邻而救”，是指人们可以自己灭火，而不是“必须自己灭火” 。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来看，东京的“凡有余火之地”，都是由“军马车、马步军、殿前三山药、开封府的领军队伍，百姓不遗余力”扑灭的。
从规定臣民灭火的义务，到“不”
劳百姓”，这是城市公共治理的一大进步。
杭州的消防组织
南宋的行在临安府， “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 。而且，宋朝时城市夜禁制度已经松弛、消亡，夜市繁华， “夜饮无禁，童婢酣倦，烛烬乱抛”，也特别容易引发火灾。绍兴二年（1132）五月，杭城一场大火， “被毁者一万三千余家”，迁居杭州的东京人袁褧带着母亲与妻子“出避湖上”，才得免葬于火海。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杭州又有大火，一万余家被烧。
当时许多人都在议论：杭州之所以频频被火，是因为宋室南迁，改年号为“建炎” 。但袁褧说，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周显德五年（958）四月，杭州城南也发生特大火灾，延烧一万九千余家。袁褧认为，火患频仍的根本原因是， “临安扑救视汴都为疏，东京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又于高处有望火楼，上有人探望，下屯军百人及水桶、洒帚、钩锯、斧杈、梯索之类，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 。相比之东京开封，杭州的消防设施太简陋了。
这是南宋初的情况。其时南宋朝廷刚刚在杭州立足，前线硝烟未息，杭城百废待兴，宋政府还顾不上城市消防。不过，到了嘉定至淳祐时期，杭州已建立起比昔日开封更为发达的城市消防体系。开封街巷是每隔三百余步置一间军巡铺，杭州则是“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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