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城市更新｜用好城市剩余空间，填补无法安放的“家”功能( 二 ) 社区|空间|剩余|四平路街道|城

而深圳的青年建筑师杜晓峰又更进一步，提出了“盒子社区”的理念，为独居青年提供共享空间，希望将盒子空间变成游牧民族一样，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自由移动，而且通过把整个空间变成社交网站，实现关系的流动和城市中的网络节点。
通过“盒子”插接进入城市，为年轻人提供更潮流，更具生活向的空间，也是一段时间内很多发达国家新兴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理念爆红之后，很多感兴趣的地产从业者也试图主动创造出一些“盒子” ，促进社区凝聚力，或者激发社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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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丰盛道位于松江新城的“盒子” ，在一块社区中心广场的旁边插入花店、图书馆、小型报告厅等大小不等的小型建筑，丰富周边居民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几个社区共用的邻里文化中心。图片来源：《城市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设计则采用夸张的设计吸引眼球，插入内容往往具有消费导向，采用“窄众营销” ，并非真正的公共性所定义的全阶级、全龄与全方位。这样的空间既增加了城市文化消费的趣味，也可能被庸俗化为消费区隔。它最终的取向由城市品质空间是否稀缺而决定。
从消费到再次生产的社区公共空间
疫情胶着期间的封城未必是全城停工，更有可能是点状或局部斑块式的封闭。封的也不一定是小区，有可能是工作地点。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不是刻板印象里的居家办公，而是生活半径并未受到影响，只是无法进入原有办公地点和一些人流量大的地区。所谓的“创意阶层”并非人人拥有大户型，能够居家办公，因此伦敦提出了新一种城市分中心/街区主街功能植入模式。
过去人们在讨论居住社区的需求时，总会借“在咖啡馆工作”等“时尚生活”理念设置消费导向的“托青所”（相对于托儿所而言，国内也称之为日间青年托管机构），以方便那些不想宅家，但想找一个可以吃喝的地方看书、码字的年轻人。它即是消费主义化的“第三空间” 。当“盒子”理念兴起后，就像中国“全域旅游”的理念一样，欧美一些城市以伦敦为典型代表，在近中远郊各个市镇也在主街上大量布置此类消费空间，同时相互竞争客源。
而经过疫情的反复洗礼，旅游的泡沫开始消散。有的餐饮倒闭了，幸存下来的开始面向本地居民；市镇步行街卖场大量倒闭，人们更多依赖网购和快递服务；无法通勤的居民需要选择市镇中心就近的空间办公。于是从整个伦敦的尺度来看，就业开始去中心化了，尤其中心城区（CAZ）的客流下降极其显著，而各个市镇都有了更多办公和物流仓储空间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将家外包”的理念恐怕还要加上一条——将工作空间外包给社区街道。因此从2019年开始落实的大伦敦规划逐渐偏向寻找更多的工作空间，试图翻修和盘活一些老旧办公设施，鼓励使用之前被忽略或者利用率低的“剩余空间” 。
将伦敦的政策与上海四平路街道做以对比，会发现四平路街道之前腾挪出来的很多创客空间，值得被更精细化地利用起来。如同济大学封校，周边很多设计企业难以进入同济科技大厦和规划大厦办公，只能选择就近办公，原本作为本地烟火气担当的各种餐饮小店和便利店，甚至紫荆广场或者旭辉mall这样的综合体，都无法为“就近办公”提供合适的空间。
年轻人往往租住一室户或者几人合住，十几到二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如何能划分出办公空间和起居空间？工作与生活的适度分离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居住在超小户型中的年轻人是将家“外包”给城市的。当通勤时空完全被取消，居住和工作直面相对，两种空间使用很可能产生冲突，这不啻于一场精神的内战。工作与居住的粘连也压缩了外出行走、运动、社交等的时空，让人变得更加“单向度” ，也会引发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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